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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试验数据结果会直接纳入循证医学证据，伪造的结果将会给患者带来直接危害。而这种学术造假行为，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同样广受争议。作者：大兽
来源：医学界肿瘤频道
我国是学术造假的重灾区。年初，《华盛顿邮报》披露了英国大型医学学术机构BioMedCentral撤刊了43篇文章，其中41篇论文来自中国。据称，这批论文撤刊的主要原因是发现第三方机构有组织地为这些论文提供了虚假同行评审服务。
临床试验数据造假问题更为严重，且因其结果会直接纳入循证医学证据，伪造的临床试验结果将给患者带来直接危害。这种学术造假行为，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同样受到广泛争议。
上周，美国联邦调查人员披露了杜克大学前“明星”肿瘤研究员，阿尼尔·波提博士的学术造假行为。波提博士被指在多篇已发表的文献著作中使用伪造数据，为此他将受到5年内禁止使用联邦科研经费的处罚。
这些研究已经被发表在多篇重要杂志当中，涉及的人员包括参与临床试验工作的临床医生、统计专家及一些研究生。这些涉及数百名患者及其后续随访的临床试验的结果被证明有问题。而参与该研究的主要单位-杜克大学，早在年就曾被举报存在学术不端行为，似乎该为这次丑闻承担部分责任，将这一切责任推给波提博士一人承担是否有失公允？
来自休斯顿德克萨斯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的生物统计学家KeithBaggerly博士和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研究学术不端问题的专家C.K.Gunsalus教授在《癌症通讯》中写道：“一项耗费纳税人数百万美元的研究成果被证明是捏造的，摧毁了数百名参与临床试验患者的希望。如此重大的学术造假事件，其处理措施仅仅是禁止一个研究者在5年内拿到联邦经费，这样的处罚未免太轻了。”
两位作者指出，因为临床试验涉及伪造的基因组学数据及有缺陷的检测方法。波提博士在年到年间多次篡改病人数据。一些受试患者忍无可忍，宣布将对这项“欺骗性的临床试验”提起诉讼。
这项研究宣称可采用基因组学的方法对肿瘤的治疗反应、复发情况及其他临床事件作出预估，其研究成果出现在多篇重量级医学杂志上，包括NewEnglandJournal、JAMA、JCO及Lancet。一些虚假的研究结果可能会对病人产生危害，被提前终止。
需要注意的是，DrPotti并没有对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ORI）承认其存在欺诈行为，相反，据11月9日在线发表在《联邦公报》报道，他采取了达成“自愿和解”的办法，既不承认也不否认ORI发现的学术不端行为。
尽管存在大范围的学术欺诈，其他的杜克大学人员却没有出现在联邦调查人员的报告中。杜克大学上周发表了一份声明，宣称其他杜克大学工作人员也受到了欺骗。杜克大学医学和通信专业营销副总裁道格·斯托克说道“我们欢迎联邦科研诚信办公室相关工作指出阿尼尔·波提博士存在的学术造假行为。我们相信这将有助于减轻这件事对其他的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的影响。”
《癌症通讯》的这篇文章却对杜克大学在在该问题中的处理方式提出谴责。两位作者在文中写道：“这个案例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个体事件，但更为严重的是，杜克大学在该事件的调查中，始终表现消极，甚至有封锁消息的行径，这种行为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
文中提到，举报者是一名大三的学生，早在年，他便提出举报。然而，这件事被校方有效的“沉默”下来。《癌症通讯》认为波提博士所受到的处罚过轻。而杜克大学将该事件的调查工作起码拖延了2年，校方获得豁免的结果更是让人“难以理解”。
现在医学科研领域的学术环境远达不到“纯净”。医院的临床大夫而言，急功近利的科研评判标准直接与临床工作者的经济利益及职称评定挂钩，医院数据库系统及实验室条件又不能提供合适的研究资料，这势必催生出一批又一批的“拼凑文章“及“商品文章”。
笔者曾见到多位身怀绝技的外科大夫，只因没有文章，多年无法晋升职称。我们不能否定科研在临床工作中的意义，但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将科研论文的撰写能力作为职称评定过程中的“限速酶”，而非“一刀切”，将科研能力弱的临床型大夫完全排除在核心层以外。而对于位于金子塔顶端的“医学大家”而言，一篇顶级的文章势必让他在其所处领域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并且，类似于上文中提到的这类顶级专家通常会牵头一些重大的临床试验，其研究结果会直接关乎一些药品的命运、内涵巨大的经济利益。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则是全世界医学界需要面对的问题。
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