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监利回到杭州第二天的晚上，我走在自家小区里，还没入夏，空气里，植物已经放出香气。我深吸一口，感觉有点恍惚，刚刚还在公里之外的荆楚大地，这会儿心里却想着刚刚师傅送来的家具的事儿。摸一摸胸口，恩，扑通扑通。我知道，这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
6月5日，星期五。下午，突然接到采访部主任电话，“征求一下你的意见，现在马上去湖北，可以吗？”任何关心时事的人，都明白这时候去湖北指的是什么。
“好的，没问题。”我冲口而出，说完竟然有些后悔，手头还有没完结的稿件；眼前的周末，怕是又不能和老婆过了；父母知道后，会担心吗？可那一句指令，那一个地方，就好像《魔戒》里的戒指一样，摄人心魄。重大突发新闻事件，让人又爱又恨，像个磨人的小妖精。
于是我就和同事小灰灰踏上了一路向西的旅途。说来也怪，这不是第一次我俩搭档跑突发，这回送我们去机场的师傅竟然也和上回是同一个。上回，还算顺利，这会是一个好兆头吗？
于是去长沙的飞机延误了。下了飞机，已临近午夜。
为了赶早上头一班去岳阳的高铁，我们不得不5点多就把自己从床上拽起来。赶到岳阳，和浙江卫视的同行会合，坐着他们租来的雪佛兰，取道岳临高速，从湖南到湖北，距离目的地还有最后90多公里。
多一句嘴，跨省采访，前期最难的是“行”，而且越往后越难，“最后一公里”才是真正考验记者资源调配能力的。瞧，距离我们从杭州出发，已经换了三种交通工具。一路上还被导航坑了一把，耽误了不少时间。可见人生地不熟，有只靠谱的“眼睛”帮你指路是多么重要。
到了监利，马上就要投入采访。由于获得采访允许的时候，距离事件发生已有不少天，有些现场已经无从找寻，抓住眼前的点滴就显得尤为重要。作为涉事省份之一的媒体记者，既然来了，就不想只做个过客。
这一天，浙江游客家属获得了来到监利后，第一次前往江边祭奠逝者的机会。此时事件早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层面，对接近现场的人员有极为严格的把控。我们得知，去往江边的路上，有三层关卡，由武警官兵把守，对来往人员要一一验明正身。而媒体记者，在此时是个看起来很敏感的身份。
后来听说，一位同行为了采访到第一现场，在事先征得家属同意的情况下，称自己是家属，陪同前往，可半路上就被抓了包，还被一名政府官员的训斥，只好灰溜溜地回来了，一个女孩子家，一时间场面无比尴尬。后来大家在一起吃早饭的时候一笑泯恩仇，只是嬉笑中“队伍里的奸细”这样的字眼，还是让这位女同行的笑有些不自然。
无论是武警官兵，政府官员，还是记者，此时在做的，都是工作要求他们去做的，无可指摘。
很多家属来监利好几天，这是他们第一次靠近自己亲人出事的地点，很多情感会在这个地点迸发，尽管他们进行祭奠所在的江边指挥部，距离真正的事发地仍然有3公里。
开始我很纳闷，为什么不索性让家属们来到事发水域边，这样不是更人性化吗？后来听说，有些家属过于悲痛，冲过去就要往江水里扎，好几个人才拉住。
有些安排，是有道理的。
大约是从7年前的汶川地震开始，灾难中人的心理状况逐渐被重视。“心理干预”从时髦的词，成了灾难事件中的标配。
浙江派去的工作组里，有两位心理医生，医院。他们可能是这个处理善后事宜的群体中，最需要一点小小“演技”的。据说，灾后心理干预过程中，“医生”的身份也是极为敏感的。彼时浙江游客遗体尚未被确认，医院有关的东西，就连一身白大褂，大概也会被视作是死亡的象征。
初期，当地的医务人员接近家属时，并未考虑到这一点，受到了来自家属的强烈反弹。一位医生告诉我，出于工作需要隐瞒身份，应当是常识，不知为什么当地同行没有顾及到。小城监利，又何曾遇过这样的大事件。
跟我聊得最多的，是一位留着板寸头的医生，他总是穿着一件格子的短袖衬衫，下身一条卡其色西装裤，乍看之下，他和他的同事就像电视里的“老娘舅”一样。平凡，故平易近人。“板寸头”医生说，他们跟家属们聊家常，让悲恸在可控的范围内释放，消弭于无形。
“板寸头”医生后来反复跟我说，很多人想不到，那些参加救援的官兵，其实更需要心理干预。他们大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还是孩子，和平年代没见过太多大死大伤。他们去执行的，是几乎注定会悲伤的任务。没找着，心里会有那种沮丧，甚至自责；找着了，遗体最糟糕的状况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他们面前，对于生命的同情让他们更加悲伤。唯有让涉事游客生还，方能让他们解脱，而整个过程中，逃出生天的人，屈指可数。
这个工作组最多时有30多个人，里面除了医生，还有政府官员和家属当地社区街道的基层工作人员。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承担着安抚家属的工作，不少人和我们聊天的时候精神看起来都不大好。灾难将一切都撕碎，裹挟、碾压着所有参与其中的人。
很快，“头七”到了。
我们是如此相信生后世界，又是如此敬畏死亡，信奉“逝者为大”的民族。这个日子，太过重要。
前一天晚上，工作组找了块城区外的空地，支起钢架，蒙上彩条布，挂了些写满祭奠之词的条幅和幕布，勉强算是给家属们布置了个寄托哀思的去处。同事在朋友圈看到我的照片，第一句话是，好小的棚子。是啊，小到、简陋到都不能称之为“灵堂”，七八个人在里面就转不过身来。
前一天还晴空万里的监利，“头七”这一天大雨倾盆。在当天的稿子里，我是这样写的：
“灰黑的云层压得很低，一大早就下起了大雨。9点，家属一行，来到悼念场所，他们身穿深色衣服，数十米开外就下了车，任凭雨水打在身上。临时搭起的大棚里，素白色一片。家属们焚起清香，开始祭拜。”
压抑，是我能想到最贴切的词了。家属的恸哭，撕心裂肺。
事后翻看现场照片的时候，有一张给我触动最深。祭奠，是分“户”进行的，没有轮到的家属，在一旁等待。一名杭州游客的家属，看起来是个20多岁的小姑娘，他通体穿着黑色，戴着口罩，手上紧紧捧着亲人的照片。在距离棚子几十米开外的地方，她就这么静静地站着，毕恭毕敬，不吵不闹。好像眼前的哭闹都与她无关，她的世界里，只有自己和在船上的亲人。
我突然感受到了另一个词的含义——咫尺天涯。彼时出事地点不过几十公里开完，亲人却已不在。胸口捧着的照片上，也许还有笑容，但那笑容是冰冷的。两个世界的距离，是最近的，也是最远的。
我小时候，外婆很疼我。她的弥留之际，我是在床边的。那时还感受不到死亡的真切，只是觉得少了一个亲我、无条件爱我的人。直到现在偶尔想起她的音容笑貌，想起夏天我们在乡下房子外头乘凉，她一边给我扇扇子赶蚊子，一边给我从西瓜上挖下最红、最甜的瓤，送到嘴里。心口一阵痛，悲从中来。
说了这么多压抑的，说说“正能量”的吧。
彭师傅是监利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得司机，给我的印象有点范伟那种“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伙夫”的感觉，笑起来眉毛眼睛都要挤到一起了，感觉很亲切。出事一个星期，只要乘客是为了沉船的事来的，他没收过一分钱。彭师傅说，往常一个星期转下来，少说也能赚个千把块钱。监利是个不大的县城，这个收入很可观了。家乡出了那么大事，他觉得帮不上忙，干着急，只好通过这样的举动，来“表一表监利当地人的心意”。他的车上，系着一条黄丝带。
出事之后，监利很多私家车和出租车在显眼的地方系上一条黄丝带，免费给游客家属搭车，这一度成了连央视都要报道的凡人善举。
还有一位不知其名的旅店老板。
出事了，救援人员、各地家属和工作组一下子都往监利赶，小县城的城区叫容城镇，宾馆、旅店几天之内几乎一床难求。到了那儿，发完稿子，我和小灰灰对视了一眼，愣了，发现晚上住的地方还没有定。这意味着，要么退回近百公里外的岳阳，可能错过第二天早上的新闻现场；或者在车里四个人挤一挤。雅安地震的时候，不是没有过挤在车里睡觉的“壮举”，但那滋味真的不好受。
绝望之时，一位同行告诉我们，他们住的“千禧大酒店”还有空房。我急忙拨通电话，那头说，有空房，给你们留着。这真是银铃般的声音。
赶到那里，发现短短时间内，空房已住进了游客家属。我们大眼瞪小眼，而店家却迅速为我们腾出了一个值班室，铺上了棉被。我想，这好歹是个有片瓦遮头、能过夜的地方。入住的时候，我问了句，多少钱。店家说，不要钱，我有些错愕。店家又说，他们老板说了，船沉了，住宿不收钱，要水，要吃的，也不收钱。
后来走的时候，我们执意要付，店家执意不收。直到现在都不知道老板姓甚名谁，只知道TA开一辆皮卡车，经营着一家旅店叫“千禧大酒店”。
我们能做的不多，后来把彭师傅和旅店老板都写进了稿子里。
监利，如同雅安，我不知道这辈子会不会去第二次的地方。
在监利，我人生第一次看到了长江，吃到了热干面，却没有去参观三国古战场，经过岳阳的时候没去岳阳楼。我仍然感到自己打心底里讨厌一件事：因为一个悲伤的理由，第一次去某个地方。
我们还能回家，而有些人，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遗体正被逐步确认，家属们能带着亲人的骨灰返回浙江，这让我感到很欣慰，用这种或者那种方式，他们终归要回家了，这趟旅途，太长了。
回家了，一切恢复正常，我开始想，要给老婆补过一个周末，陪父母吃顿饭，每天的健身计划还要捡起来。杭州的雨水多起来了，刚送来的家具会不会受潮呢？
夏天要到了。
?浙江之声李振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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