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血液透析群体中，可以观察到大比例的人群具有心血管病的器质性问题，但是，绝大部分的研究都是观察性研究，也就是从临床经验或者临床经历出发得到的结论。由于心血管疾病领域的研究从开始就本能地将透析人群排除在外，导致心血管疾病在透析这一特殊群体中一直缺少值得信赖的结论。从笔者多年的从业经验看，透析人群的心血管发病率确实高于普通人群，因心血管系统疾患导致的死亡率也是居高不下，在美国一个大型前瞻性研究中，透析人群死亡的首要原因就是心血管疾病（40%）。一般人群的年心血管死亡率随着年龄的增长呈指数增长，从30岁的0.01%上升到80岁成年人的1%。相比之下，即使是很年轻的透析肾友，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也非常高，死亡率和年龄的关系不再像一般人群那样具有明显的年龄相关。比如，40岁的透析人群年度心血管死亡率与普通人群中80岁成年人的死亡率相当。因此，降低肾友的高死亡率需要共同努力降低心血管死亡率。
不可否认的是，透析人群中的心血管疾病发生率高，种类多样：冠状动脉疾病(22%-39%)、充血性心力衰竭(20%-40%)、房颤(11%-27%)、瓣膜心脏病(24%)、左室肥厚(29%-75%)。但是，由于透析群体的基数和庞大的心血管病群体的基数差了三个量级，美国年的数据：罹患心脏病的人数是万，而透析人数只有40万，这也就意味着，透析群体中的心脏病数量只占到一般群体的1.48%（考虑到中国透析人口数量的异常，这个比例可能更低）。这从先天上就决定了大型的RCT研究不能兼顾透析人群的情况，因为这样一个小比例的群体在一般人群中处于“特殊”地位。
而从一般人群中得到的关于心血管疾病的一般性结论和治疗，是否真的适用于透析群体值得商榷，这是因为：1.两种人群的心血管疾病特征可能不同。2.血液
透析群体对治疗的反应可能不同。3.由于肾脏功能的缺失，药物产生的副作用可能不同。这样说并不是没有依据的，年一篇文章比较过透析人群和非透析人群心血管病的不同，结果显示，透析人群发生肺水肿、猝死的比例明显高于一般人群，但是出现典型心电图改变的比例以及能够通过支架置入或者手术进行治疗的比例低。
再举个例子，一般人群发生冠脉疾病后，抗凝治疗很常见，且受益大于出血等风险，但在透析人群中，出血的风险会大大增加，能够最终获益是不可预测的。
再比如在一般人群的初级和二级预防中，他汀类药物持续减少心血管事件。从逻辑上来说，透析群体发生心脏事件的频率远远高于一般人群，这可能转化为他汀类药物的巨大益处。但恰恰在一些rcts研究中，比如一向来自德国的研究显示，阿托伐他汀并没有带来心血管事件的显著减少，尽管血清胆固醇和血清c-反应蛋白水平显著降低。这样的一个结论也得到了著名的SHARP研究的证实，他汀将一般人群的心血管疾病（冠状动脉死亡、非致命性血管、缺血性cva或冠状动脉重建）的风险降低了17%，但在血液透析群体中只降低了5%。而RCT在透析人群心源性猝死的研究方面更让人悲观，心脏性猝死占到了60%以上的血液透析患者的心脏死亡。研究表明，心源性猝死与潜在的左室肥厚(LVH)相关，因此改善肥厚的措施可能降低血液透析人群的心脏猝死和整体死亡率。然而，左室肥厚分改善很难实现。至少在一些研究中发现，贫血的纠正对血液透析人群的左室肥厚无改善作用。同样，在一般人群中改善左室肥厚效果显著的ACEI/ARB类药物，在血液透析人群中也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其实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意外，透析人群的容量超负荷才可能是导致左室肥厚的最重要发病机制，这和一般人群由于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激活带来的左室肥厚机制不同，从一些小型的研究中，发现了透析频率的增加能够带来左室肥厚的改善，在之后的长达一年的随访中也证实了频繁的血液透析降低了透析间期体重的增加、透析前血压和左室质量。但是由于样本数量较少，且密集透析带来的对于心流动力学的影响已经全身抗凝的风险评估不足，需要大样本量的RCT研究来评估频繁的血液透析是否可以防止心脏性猝死。
总结一下，透析人群的心血管疾病基础与一般人群可能存在不同，容量超负荷（那些透析间期体重猛涨的肾友请往这里看）可能是透析人群发生心血管疾病的主要机制，因此，一味地依靠药物控制心血管疾病在透析人群不一定能够带来和一般人群一样的结局。管住嘴，控制饮食饮水的摄入对于透析肾友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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