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学习中医不能抛开中国的文化，但这并不全面，学习中医还需要了解中国的历史，这样才能站在一个更全面的角度来了解中医。文化只是历史的一部分，她的产生必将受到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不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只是钻在中医的故纸堆中去研究，很可能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有两句经典的话，一句是：历史可以告诉未来；另一句是：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所以要想了解一个事物的本质，最好也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她的历史，因为历史将在她的现在和未来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
虽然喜爱历史，但毕竟不是搞历史的，所以只能结合中国历史讲中医史，不足之处敬请谅解。中医课程中的医史课并不受重视，笔者也不例外，因为它听起来似乎很乏味，而且好像与临床治疗也不搭界，似乎没什么用。但现在却觉得中医之所以搞不好，之所以不被一些人认同，恰恰就是因为不了解中医史，所以还是请大家耐心看下去，可能您会发现似乎和印象中的中医并不一样，可能会对中医有新的认识！
言归正传，医巫同源，这不仅在中国，恐怕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最晚在周朝，我国的医和巫就已经开始分离，中医们还被分了科室，和现代的内、外、妇、儿相似。因为没有什么专业的典籍流传下来，所以很难判断当时的医疗水平。
说到中医典籍，就要谈谈中医的四部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和《温病条辨》，其中《伤寒论》和《金匮要略》都是被称为医圣的张仲景所著，本是一部书，名为《伤寒杂病论》，在流传过程中几经周折，被分为两部出版（现在的课本中对四部经典有了新的定义，它们是《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因为作为晋升考试内容之一的四部经典用的还是前面所说的四部书，所以从俗还是以它们为主线吧）。既然是讲历史，就离不开英雄人物，下面就围绕着这几部代表著作和历代的名医来简单谈谈中医史。
一、中医基础理论的奠定——秦汉时期（一）《黄帝内经》的由来《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列为四部经典之首，被后世医家称为“医家之宗”，有人说她的地位就像道家的《道德经》，儒家的《论语》，现代中医学子们的启蒙课《中医基础理论》（以下简称《中基》）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源于此书。它是西汉医家在古代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以及相关的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基础上，对先秦及汉初的医学知识的总结。
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灵枢》，主要讲的是经络和刺法；另一部分是《素问》，主要讲的是基础理论，各9卷81篇。著作的作者不详，成书年代不详，书中以黄帝和大臣（主要是岐伯）一问一答的形式来阐述医理，目的无非是为了增加知名度和提高地位，但似乎效果并不好。此外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还有《黄帝外经》37卷，但早已失传，实在是可惜。书中记载的内容已无从考证，许多专家怀疑里面记载的是当时医生的各种治疗手段，但无凭无据，只能期待有新的考古发现来证实这一切了。
许多专家对《内经》的成书年代进行过考证，结果是众说纷纭，有说是先秦的，有说是两汉的，有说是非一人一时所著。目前“非一人一时所著”被广泛认同，因为后世医家在整理这部巨著时，经常会加入一些自己的东西，最典型的就是唐代的王冰，普遍认为《素问》中的7篇大论和《六节藏象论》中有关运气的一段都是他加入的。有人甚至认为《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内经》有18卷，当时的卷就是篇，果真如此的话，现行的本子中最多只有1/9的内容是出自于原著，这样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一部书中会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了。因为缺少证据，可能谁也无法说清《内经》真正的成书年代，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哪些内容是出自于原著的了。
但是，《内经》总要有个蓝本吧，这个蓝本又是出自什么年代呢？因为在西汉成帝时期（公元前32年至公元前6年）编著了我国现存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原书已佚），但内容基本上被《汉书·艺文志》所保留，《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医书目录中就有《黄帝内经》，所以许多人认为《内经》应该成书于《七略》出版之前。但究竟在此之前多久呢？结合中国历史，可以推测成书年代是西汉中叶。
首先，西汉为《黄帝内经》成书提供了历史环境。我国历史虽然悠久，但是夏、商、周三代几乎没留下多少文字记载。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思维异常活跃，在总结先人知识的基础上各抒己见，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毕竟是乱世，想要静下心来总结这些思想恐怕是没有可能的。到了西汉年间，特别是经历了“文景之治”后，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为总结前人的经验提供了物质基础，于是有了史家司马迁的《史记》、道家刘安的《淮南子》等。本来应该会有更多各家学说的总结，但是由于儒家掌握政权后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得其余各家纷纷消亡，这些总结的书也就胎死腹中。只有和儒家沾亲带故的纵横家走后门出了一本《战国策》，但要作为独立的团体想参与政治活动是万万不可能的了。百家中有的消亡了；有的栖身于儒家成了小弟；“死敌”道家后来出了个张道陵——张真人，使道家摇身一变成为道教，才得以幸存。有些家实在不可或缺，如法家、兵家，再重人治也得有个标准吧！哪个朝代又能不打仗呢？但绝不重用，给个省部级就差不多了。医家算不上百家之一，它以其实用性和对政治的不感冒（给个局级头衔就行了）而保存下来，利用这段盛世总结先秦以来的医学知识，编著成《内经》也不足为奇。
其次，从文体上看，有人考证过《内经》中有的语言与《史记》《淮南子》相近。所以宋朝的聂吉甫、明朝的郎瑛都认为《内经》是与《史记》《淮南子》同时期的作品，甚至认为其总编就是刘安。刘安是汉初淮南王，刘邦之孙厉王刘长之子，汉武帝刘彻的叔父。他作为“主编”组织一些门客（主要是道家）著书立说，以对抗改革派儒家。编辑部中还夹杂了阴阳家、墨家、法家和一部分儒家人士，其中阴阳家中有些人可能怕刘安这个编辑部并不牢靠，于是暗地里考了行医执照，准备在编辑部垮台后转行。在百忙之中哪有时间完成规定的版面？索性将复习材料给主编交差，所以在《淮南子》中留下了阴阳五行学说、天人相应、整体观念、疾病的病因及治疗原则、药物的采集和炮制、养生术等诸多医疗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与《内经》中的内容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刘安谋反失败自杀后，树倒猢狲散，他的门客各奔东西，那些考下行医执照的阴阳家们马上改行开始挂牌行医；而那些没能考下行医执照的则只能靠给人看风水度日，但是刚刚整理的《淮南内经》则只能改名《黄帝内经》了。当然这是笑谈，世上绝对不会有《淮南内经》出现的，因为刘安编辑部里的一些小编辑在《淮南子》中已经泄了底：“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淮南鸿烈解·卷十九》）因为这句话，甚至让我们有理由怀疑《神农本草经》也是出于他们之手！
再次，在《内经》中方剂很少，只有13个方子，被称为“《内经》十三方”。这13个方子药味组成都很简单，所用药品也很常见，这与东汉晚期的《伤寒论》中的方剂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但即便如此，还是要比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的方剂复杂多样。十三方中有一个叫“生铁落饮”的方子，是以炼铁时锤落的铁屑入药。如果没有发达的炼铁业，就不能产生大量的铁屑，这个方子也就不可能运用于临床。而我国进入铁器时代较晚，秦始皇是靠拿着青铜兵器的大军统一六国的，为了炫耀武力，他用从六国收缴来的青铜兵器塑造了12个铜人。虽然也有先秦的铁器出土，但数量很少，所以很难有生铁落出现，就更不要说入药了。
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发现了几座汉墓，其中在3号墓中发现了许多医疗典籍，这些典籍经过考证后被认为都是《内经》之前的作品，这为《内经》成书于西汉中叶提供了旁证。例如此次出土的我国最早关于经络记载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十一经》），大家知道在《内经》中记载了12条经脉，《十一经》少了一条经脉，而且也没有把每一条经脉与身体的一种内脏器官联系在一起。马王堆汉墓3号墓主人是在公元前年下葬的，也就是说在公元前年《内经》很可能还未问世。淮南子刘安是于公元前年自杀的，可能就是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医的先贤们对《十一经》进行了补充，尔后著成《黄帝内经》。
最后，从内容上看，《内经》中有许多解剖学知识，例如在《灵枢·骨度》中记载：“头之大骨围二尺六寸，胸围四尺五寸，腰围四尺三寸……此众人骨之度也，所以立经脉之长短也。”在《灵枢·肠胃》中记载：“唇至齿长九分，口广二寸半，齿以后至会厌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咽门重十两，广一寸半，至胃长一尺六寸，胃纡曲屈，伸之长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径五寸，大容三斗五升，小肠后附脊，左环回周，叠积其注于回肠者……肠胃所入至所出，长六丈四寸四分，回曲环反，三十二曲也。”这些知识都是来源于真实的解剖所得，其中的一些内容生理学水平之高令人叹为观止，例如，《灵枢·营卫生会》中提出营血循行是“营周不休……如环无端”，这种循环的观念西医直到17世纪初才有人提出，所以《内经》的解剖、生理知识甚至可能是来源于对奴隶牺牲血腥现场的实地观察。在封建社会逐渐完善，儒家成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团体后，这种科学的研究方式被抑制，此后有史可查的记载不过三四次，所以在东汉后期的著作（如《伤寒论》）中就已经无法找到这方面的内容了。
因此，《内经》可以看作是西汉医家在古代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以及相关的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基础上，对先秦及汉初的医学知识的总结。其中可能会有全篇照抄的现象，所以有些篇幅中的文字、音韵、方言接近于战国时代也就不足为奇了。
搞清楚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对《黄帝内经》内容的理解、认识和学习，尤其是一些有争议的、前后矛盾的、和现代医学成果不符的内容。
（二）《黄帝内经》的内容《内经》中的内容主要有：整体观念、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治疗、养生和运气、预防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其中整体观念、阴阳五行、藏象学说和治未病学说成为中医的基础理论核心内容，对后世医家的影响最大。
现代有许多人说中医的理论多是不科学的，已经无法指导现代的临床治疗。这是因为对中医不了解造成的，《内经》中有一段话“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仅凭这一段话，《内经》就足以被称为不朽之作了。正是在这种“治未病”（未病先防）思想的指导下，中医十分重视对预防医学的研究，从饮食、运动、药物到免疫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全人类的繁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早在晋朝，中医就有了免疫学思想的萌芽；在明清两代，“种痘术”已经日臻成熟，并沿丝绸之路传播到欧洲，在此方法的影响下，西医发明了牛痘，开创了免疫学的先河，“种痘术”则被誉为免疫学的鼻祖（后面将有详细介绍）。这一理论被越来越多的现代医生所重视，尤其是国外的大腕西医，他们正沿着这条路大踏步前进。现代医学发现许多疾病的病因是人体基因造成的，如果改变基因，这些疾病就可能消失，这绝对是“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圣人所为，可惜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既不是中医，也不是中国的西医！
在《内经》出版前欧洲出了一位名医——希波克拉底，他被称为医学之父，他的誓言成为所有医务工作者的宣言（当然要除去“不给妇女打胎药”这一句），他提出的医学理论和《内经》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他把世界上的物质分为空气、水、火和土四种元素，很像中国的五行，甚至有人说这两个学说是孪生兄弟，其实两者有很大的区别，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能说真正明白什么是五行学说（具体将在《中医基础篇》中再讲）。由于《内经》的编辑里可能有许多阴阳家，所以阴阳五行的内容出现其中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方面的内容也将放到《中医基础篇》中再讲。
此外希波克拉底认为，人的肌体是由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这4种体液组成的。疾病正是由4种液体的不平衡引起的，而体液的失调又是外界因素影响的结果，似乎很像中医的调节阴阳平衡。看起来在这一时期，中、西医之间似乎是完全可以相互交流、相互贯通的。事实上，中西医产生的分歧正是开始于此，如果把医学比喻成一棵大树的话，中西医这两个最茂盛的树枝正是从这里开始分叉的。
许多人指出学习中医不能脱离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中医的发展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大影响。其实西医也是一样，它的发展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无论是传统的西医还是现代的西医。西方传统文化中对西医影响最深的恐怕就是原子论了，原子论起源于古希腊，这个理论认为万物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原子是一种最后的、不可分割的物质微粒，它的基本属性是“充实性”，每个原子都是毫无空隙的。虚空的性质是空旷，原子得以在其间活动，它给原子提供了运动的条件。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西医更注重从微观的、单一的方面进行研究，总是希望能够找到单一的一种致病因素，单一的一种化学成分作为药物，单一的一种药物用于临床治疗。而中医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提出了整体观念，更多地在宏观的、综合的方面进行研究，指出人是一个整体，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所以在医疗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局部，还要上升到整体水平，甚至要考虑到整个自然界的影响。现代医学甚至已经研究到分子水平；而中医则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将某一局部的症状和全身联系到一起，并扩展到整个自然界甚至是全宇宙。这是我能够找到的中西医之间最大的区别，大概也是唯一的区别（具体内容将在《中医基础篇》中介绍）！这也是为什么中、西医在此后的多年中几乎都停止了对解剖学的研究，西医碌碌无为，而中医却欣欣向荣的原因。而中医整体观念这一基础理论的确立恰恰是来源于《内经》这本书。
虽然在《内经》中有很多解剖学的内容，但许多人认为，解剖学是现代西医发展的基石，中医的医学理论体系特殊，没有以解剖知识为基础。但事实上解剖学是包括西医、中医、印度医学、埃及医学在内的一切医学的基础。在《灵枢·经水篇》中有一段记载：“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藏之坚脆、府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解剖一词便来源于此。近年后，日本学者用这个词来翻译英文单词anatomy，即西方医学的“解剖学”（小川鼎三，《医学用語の起り》）。可见当时的中医不但进行了医学解剖，而且对此项工作还十分重视。
《内经》中的藏象学说就是在古代解剖学基础上，通过临床观察并加以总结而形成的对人体内部器官解剖和生理的认识。其中许多内容已经被现代医学所证明，例如，肺主气；心主血脉……但由于当时解剖技术有限，所以有许多内容与现代解剖学不符（具体内容详见《中医基础篇》），因此，现代一些人居然鼓吹中医理论的产生根本和解剖学没有关系，并以此为由，拒绝更正那些已经被证实了的中医中的错误认识，甚至将古人已经更正了的错误再次“更正”，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欺师灭祖？否认中医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古代解剖知识的基础上，那么中医理论体系又会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是从神仙那学来的（神仙又是怎么知道的呢）？这种认识的实质不过是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罢了，结果却是将中医推向巫术。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手术似乎是西医的专利，中医根本就不应该和它沾边。但早在《内经》中就有关于手术的诸多记载，其中包括痈疮成脓后要切开排脓；坏疽的病人要及时截肢等内容（《长刺节论》《九针论》）。在《灵枢》中还记载了用于腹水引流的腹部穿刺术，据考证这是世界上首次由文字记载的此类手术。顺便提一句，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已经有关于痔、瘘手术方法的记载，术式之高超，设计之巧妙，令人叹为观止，据称这些技术西医是在公元14世纪才开始试用的。
关于“五运六气”一节，因为多数人认为是唐朝的王冰补入的，加之有唯心之嫌，所以并没有仔细研究过。但最近网上有许多人称周围有这方面的高手，运用此学说推算出许多事情，甚至是一年的天气预报，据说准确率大大超过了气象台。因为笔者周围没有这样的高人，所以无法考证。果真如此的话，倒想给这些高人出个主意：不要说自己是运用五运六气推算出一年的天气，假说自己有能够预测未来天气的特异功能，然后找一个叫司马南的人，经受他的测试，如果通过的话，就可以得到他提供的万元人民币的奖金。接着由他领到美国去接受另一个测试，如果还能通过的话，能得到万美金的奖励，虽然美金在贬值，但两项奖金加在一起也有近亿元人民币！这样既可以弘扬祖国文化，又可以拉动我国的GDP增长，还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做许多善事。总之，于国、于民、于己都有利，何乐而不为？
现代有人认为西医是科学，中医是巫术，说这些话的人真应该好好看看《内经》，因为其中有一句话“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素问·五藏别论》）。这说明中医早在《内经》成书之时就已经宣布和巫术决裂，因此，那些搞巫术的人绝不是真正的中医。
讲到这里，有的朋友是不是会说“你们中医总是在讨论多年前的东西”，客气的会说“这样可能会妨碍中医的发展”。不客气的则会说“中医就是这个样子，只能靠多年前的东西混饭吃”。其实这些话是有些道理的，我们现代的中医学习《内经》究竟是学习它的什么呢？治疗手段？就那13个原始的方子，不要说是现代，就连年前的中医都已经不再使用了！诊察手段？在《内经》中提到的诸多古老的脉法，在《难经》出版时就已经被淘汰了！解剖、生理、病理知识？《内经》中的这些知识如果在多年前还算得上是领先的话，那么在如今和现代的解剖、生理、病理成果比起来就是天壤之别了！
那么为什么还要费这么多笔墨讲《内经》呢？这不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吗？其实中医和西医真正的区别恰恰就是来自这部《内经》，书里讲到的中医思路才是指导中医不断发展的基础，才是我们现代中医学习的方向。
总之，《内经》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即使其中有错误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这样也绝不会抹杀它的伟大成就。而那些不顾事实真相，拒不承认错误，胡乱进行解释才是真正可耻的事情，这也正是中医在现代被人们误解、受到质疑的重要原因！
（三）《难经》《内经》之后有一部可以和它齐名的著作《难经》问世，常有医家合称为“内难诸经”。其作者署名为秦越人，就是扁鹊，但在《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中都没有这部书的记载，现代学者大都也认为这部书是东汉的作品。
在书中第四十二难记载：“胃大一尺五寸，径五寸，长二尺六寸，横屈，受水谷三斗五升，其中常留谷二斗，水一斗五升。小肠大二寸半，径八分、分之少半，长三丈二尺，受谷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回肠大四寸，径一寸半，长二丈一尺，受谷一斗，水七升半。广肠大八寸，径二寸半，长二尺八寸，受谷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故肠胃凡长五丈八尺四寸，合受水谷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肠胃长短，受水谷之数也。肝重四斤四两，左三叶，右四叶，凡七叶，主藏魂。心重十二两，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脾重二斤三两，扁，广三寸，长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温五脏，主藏意。肺重三斤三两，六叶两耳，凡八叶，主藏魄。肾有两枚，重一斤一两，主藏志。胆在肝之短叶间，重三两三铢，盛精汁三合，胃重二斤一（二）两，纡曲屈伸，长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径五寸，盛谷二斗，水一斗五升。小肠重二斤十四两，长三丈二尺，广二寸半，径八分、分之少半，左回叠积十六曲，盛稃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大肠重二斤十二两，长二丈一尺，广四寸，径一寸，当脐右回十六曲，盛谷一斗，水七升半。膀胱重九两二铢，纵广九寸，盛溺九升九合。口广二寸半，唇至齿长九分，齿以后至会厌，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咽门重（十）十二两，广二寸半，至胃长一尺六寸。喉咙重十二两，广二寸，长一尺二寸，九节。肛门重十二两，大八寸，径二寸大半，长二尺八寸，受谷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
这段记载不禁使人联想起《前汉书·王莽传》中的一段记载：王莽命令处决一个叫王孙庆的反叛，并让太医、尚方（官名，掌管医药）与巧屠共同进行尸体解剖。他们当时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对五脏进行实际测量；二是用竹莛对血管进行穿导以认识血脉的走向（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莛寻脉知所终始），十分可惜，官方并未留下这次解剖成果的任何记载。
《难经》的这段记载会不会是太医、尚方、巧屠们对王孙庆的解剖成果呢？许多学者都认同这一观点，其中日本学者山田庆儿（历任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现为京都大学和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名誉教授以及日本龙谷大学教授；年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所聘为名誉教授）甚至提出假说，他认为，《灵枢》的《骨度》《脉度》《肠胃》《平人绝谷》等篇与上述刳剥人体试验有关。山田庆儿在论文《伯高派》中说“我假定伯高派（解剖者）活跃于王莽的新朝时期，所有论文撰写都是这时完成的”（《中国古代的计量解剖学》），即今天我们所读到的《内经》中有一大部分是所谓的“新学伪经”。而且他认为上面这段关于解剖知识的《难经》经文就是《内经》中摒弃或遗失了的关于五脏的记录。
但比较《内经》和《难经》的内容，两者明显存在时代上的差异，几乎不可能是同一时代的作品，而且时间跨度应该在百年以上。所以至少到《难经》成书前，中医还是延续着以解剖学为基础的发展路线的。
这次解剖是汉代正史唯一的解剖记录，也很可能是有史记载的中国第一例解剖（妲己不算，因为她不是出于医学目的）。现代许多人都在说中医的脏腑和西医的脏器不是一回事，但从《难经》的记载来看，似乎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中医的脏腑和西医的脏器不是一回事”，这种观点源自于20世纪30年代，随着西医的传入，废除中医之声如火如荼。许多中医对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进行了对比研究，并开始对中医的经典著作进行了重新解释。例如恽铁樵先生从维护中医、发展中医的角度出发，倡导中、西两种医学沟通。在他的著作《群经见智录》中提出“《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之五脏”，这一观点已经成为现代中医理论中的一个基本观点。如果说《内经》之五脏不仅包括脏器本身，还包括它的功能的话，这种解释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在古汉语中经常会出现名词作动词用的现象，而且中医的所谓藏象学说就是包括脏腑的生理功能的。但现代有许多中医以此为根据，肆意加以引申，演变成了“中医的脏腑和西医的脏器不是一回事”，来故意模糊中医经典中的错误，拒绝接受现代科技成果，真是可悲。
有人将《难经》中关于人体解剖学的数据与现代中国人脏器解剖所得的数据相对比，结果十分相近。可以证明这些数据均来自于解剖人体尸体的实践，切合人体实际。所以“内难经”中的人体解剖学知识，是东方医学对世界医学作出的杰出贡献。东方医学和西方医学都对世界医学的人体解剖学作出了贡献，但以“内难经”人体解剖学为代表的东方医学为时更早。西方医学在16世纪以前，很少实际解剖人体，医书上的解剖学知识大都是以古代盖伦的著作为根据，而盖伦的解剖学是以动物解剖为基础的，自然有很多不切合人体实际的地方。《内经》成书于西汉时期，《难经》成书于东汉时期。西方医学的人体解剖学萌芽于16世纪的魏扎里，他盗取犯人尸体进行解剖来描写绘图，写成一部启蒙的人体解剖学《人体的构造》发表于年。反观《难经》所载我国古代人体解剖学，比魏氏《人体的构造》要早余年，即使是明代医家张世贤根据《难经》的记载，结合我国历代人体解剖学的成就，绘制的“肝有两叶图”和“脏腑形状图”，收录于年出版的《图注难经辨真》，也比魏氏要早半个多世纪。因此，以我国传统医学为代表的东方医学，首先对世界医学的人体解剖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张瑞麟，张勇，《略论〈难经〉人体解剖学的成就与贡献》）
从《难经》的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解剖技术已经颇有水平了，虽然学过现代解剖的人会说这些东西和现代解剖学不能相提并论，但这些内容是年前的成果，显然是经过实际测量后记载而成的。当看过多年后清朝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后，我们就会更加惊叹当时的解剖技术之高超了。随着封建社会的完善，关于解剖学知识的记载越来越少，可能是因为人们对殡葬越来越重视，医生解剖尸体被视为对死者的大不敬，要得到用于解剖的尸体，就只能等处决谋逆这样十恶不赦的重犯时才有机会。所以如果还想得到这方面的知识，历代医家可能只有从“内难诸经”中去找了，这很可能也就是历代医家如此重视这两部书的真正原因。
就是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第一部中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也问世了。这部书的作者不详，成书年代不详，但肯定是受到了《内经》中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故将药品分成酸、苦、甘、辛、咸五味和五行联系到了一起，而且将药物分别进行了归经。书中人为地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并以朝中的君臣地位为例，来表明其主次关系和配伍的法则，明显是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其中上品收录药物种为君，无毒，主养命，多服久服不伤人，据称还会轻身延命；中品种为臣，无毒或有毒，主养性，具补养及治疗疾病之功效；下品种为佐使，多有毒，不可久服，多为除寒热、破积聚的药物。问题是被收录入上品的药物中有不少不宜久服之品；而下品药物中疗效突出的品种也比比皆是。由于《神农本草经》在中药界中的地位无与伦比，所以这种药物分类方法几乎被认为是古代中药唯一的分类方法。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当时很可能还存在着一些别的分类方法，例如有人认为已佚失的《吴普本草》就是按自然属性分类法分类的药物学专著（吴普即华佗的徒弟，从一些其他的书籍中还能看到《吴普本草》的概貌）。后世本草沿用三品分类方法已成为传统，南北朝时期的陶弘景虽然将自然属性分类法结合入三品分类法之中，但直到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出版才将这个传统彻底打破。《神农本草经》虽然只是当时药学家们对此前中药学一个流派的总结，但它为后世的医生们提供了药学指导，尤其对《伤寒杂病论》的问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秦汉医家在先秦时期最著名的医生要数扁鹊了，他是第一个正史有传的中医师（最早被载入史册的应该是秦国的医生缓，事迹见于《左传》，他为我们留下了“病入膏肓”的成语），《史记》中有扁鹊的列传。
扁鹊医术高超，而且是全科大夫，内、外、妇、儿他都擅长，每到一国他都会根据那里人们的习俗而变换自己的专科。列传中记载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尤其以医活死人和见齐桓公的故事最为有名。医活死人的故事是：在虢国扁鹊精确地判断出太子只不过是休克，而非真死，将他从棺材里救了出来。见齐桓公（史学家多认为是蔡桓公）说的是扁鹊指出桓公有病，桓公不信，因为讳疾忌医，最后导致命丧黄泉，这个故事不但为我们展现出扁鹊高超的医术，预测疾病转归防微杜渐的一面，也为我们指出自负、不相信医生的恶果。
在此基础上，司马迁总结出医生难以医治的6种情况：“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史记·扁鹊传》）。这六种情况中第四、第五为危重病，随着科技的进步发展（肌内注射、静脉输液等方法被运用于临床）使得部分病患已经可以医治。但其余四种情况则需读者注意，如果不加以自查，可能后果严重。
治病救人、积德行善的扁鹊却有个悲惨的结局，高超的医术遭到了同行的嫉妒，在他将要进入秦国时，秦太医令李醯（音西，醋的意思，真是人如其名）因技不如人，派出刺客谋杀了扁鹊，看来善未必有善报。
《史记》中在扁鹊传的下面还并列了一个太仓公传，太仓公的原名是淳于意，但现代人之所以能记住他，并不是因为他的医术，而是他有一个好女儿——缇萦！缇萦救父的故事广为流传，而《史记》中记载了淳于意的25例医案，称为“诊籍”，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病史记录，却鲜为人知。
二、中医临床各科实用医学著作的诞生——三国、两晋、南北朝、隋时期（一）实用内科学——《伤寒杂病论》在理论和中药学的指导下，经历几百年的临床实践后，东汉末年中医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就是以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实用医学著作的诞生。
在公元年前后，中西方各自诞生了一位伟大的医生——盖伦和张仲景，他们分别被称为现代医学之父和医圣。当时的欧洲还处在奴隶制社会，社会制度虽然落后，但对于医学发展却是有利的。盖伦可以继续解剖学的研究（即使只是解剖动物），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为后世的西医奠定了实证论的基础，也就是必须通过检验证实事物的存在。而我们的医圣则没有这么好的运气，随着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解剖学被逐步禁止。塞翁得马，焉知非祸？中医的先贤们不得不从基础研究转入到对临床的研究，而且只能在通过外在的表象和已知的脏腑知识的基础上，来推测机体内在的变化。其实当时中西医之间可能也没什么区别，盖伦解剖的不过是动物的尸体，然后再以此为基础推测出人体的结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西医也是在进行着取类比象的工作，而且比中医做得还过分。
还是先讲我们的医圣和他的著作吧！前面讲过学中医不能抛开中国的历史，所以学习《伤寒杂病论》（简称《伤寒论》）首先也要知道当时的历史情况。张仲景生于东汉桓帝元嘉、永兴年间（公元—年），死于建安最后几年（公元—年）活了70岁左右。无论在《后汉书》还是《三国志》中都没有他的传记，他的事迹在正史中没有任何记载，直到《晋书·皇甫谧传》中他的名字才第一次被提及，并与名医华佗相提并论，但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我们知道得很少。唐代有个叫甘伯宗的人写了部《名医录》，其中记载了张仲景的生平事迹，现已经失传，但因宋朝的医家为《伤寒论》写序时，引用了其部分内容而流传至今，这部分内容也被载入了《河南通志》。文中记载：“汉张机，字仲景，湼阳人，学医术于同郡张伯祖，尽得其传，灵帝时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所以张仲景有张长沙之称，因曾在官府大堂上给患者看病，所以给后世的中医师留下了“坐堂大夫”这个别名。
张仲景身处动乱的东汉末年，连年战乱，民不聊生，各地接连暴发瘟疫，尤以洛阳、南阳、会稽（绍兴）等地疫情严重。“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张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据载，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年）起，10年内张家有2/3的人死于传染病，其中伤寒病占70%。为此张仲景刻苦学习医籍，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其内容类似于实用内科学。
搞清楚了作者的历史背景，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作者以“伤寒”作为书的题目了。在当时，伤寒这个病是人们的最大威胁，它的危害甚至超过了战争。有一点需要说明，伤寒并非指现代人们常说的伤寒病，而是对具有发热症状的疾病的统称。伤寒在《素问·热论》里下的定义是：“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而《难经·五十八难》说：“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难经》的这条记载对伤寒进行了分类，就是中风、伤寒、湿温、热病和温病这5类。其中提到两个“伤寒”，第一个伤寒当然是广义的伤寒，也就是《素问·热论》讲的伤寒；后一个伤寒是狭义的伤寒，就是感受外寒侵袭而发的疾病。而《伤寒杂病论》书名中的伤寒，当然指的是第一个意义上的伤寒。
我们想想发热这个症状在什么病里最常出现呢？当然是各种致病因素导致的感染，在青霉素发明以前，呼吸道传染病一直是人类的第一杀手，而呼吸道传染病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发热。在《伤寒杂病论》中，张仲景将感染性发热疾病分为由浅（表）入深（里）的6个阶段，即确立了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揭示了疾病的发生、发展、结束及转归的过程，从而受到历代医家的尊崇。现代医学也常将疾病划分成几个阶段，虽然在具体划分上有出入，但总的原则并没有什么区别。
《伤寒杂病论》确立的辨证论治的原则，是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基本原则，只是现代许多中医把这一原则理解为了“辨症论治”。“证”简单地说，可以理解为是疾病的本质，包括疾病的各个方面，而“症”只是疾病表现出的症状，是证的一个方面。这也是中医现代落后于西医的重要原因之一（详见诊断篇）。
中医有许多世界第一，作为医圣的张仲景自然不能例外。他是记载药物灌肠的第一人，他创立蜜煎导方、猪胆汁方、土瓜根方（已佚）用于灌肠通导大便。张仲景还是记载胆道蛔虫病症状的第一人，他创立的乌梅丸经现代科学实验已证明可以起到使蛔虫安伏的作用，从而有利于蛔虫从胆囊排出。此外他还可能是发明心脏按压的第一人，在《外台秘要》中记载：“仲景云：自缢死……被卧之……一人以手按据胸上微动之，一人摩捋臂胫屈伸之……如此一炊顷。”因为在《金匮要略》中没找到相关记载（不排除在流传过程中遗失的可能性），也缺少相应的佐证，所以不能完全肯定。《外台秘要》是唐朝时对此前医书的总结，所以最晚在唐朝，中医就已经在使用心脏按压这一技术来抢救危重病人了。文中记载“如此一炊顷”，和最新的指导意见提到的抢救猝死患者心脏按压12分钟的规定也十分相近。但现代的中医只注重对张仲景方剂的研究，而对以上这些世界第一却总是一带而过，灌肠、心脏按压这些技术甚至被归于西医范畴而不予宣传。
当然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但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而且创造了许多剂型，这和《内经》中那简单的13个方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仲景具有非常客观的科学态度，他在条文中尤其是有方剂的条文中经常用的文体是：某某症状用某方，对其中的理由很少进行解释。这很可能是因为他虽然观察到这些方剂对某些症状有效，但并不敢确定其中的原因，所以只是客观地将真实情况记录下来，然而这却给后世医家提供了大量的想象空间。后世无数医生对《伤寒论》进行了批注，据说因注解《伤寒论》而成名的医家就有多位。不要说把这些书都看过来，就是把这人的名字都看一遍也要花不少时间吧！他们靠什么来解释方剂有效的原因呢？他们没有现代科技的指导，也没有科学的验证方法，只能靠“内难诸经”中一些解剖、生理、病理的知识和《神农本草经》中的药学理论，对病症加以推理。这样就有可能将原著解释得面目全非，曲解了作者的原意，把科学的东西解释成了伪科学的。
因为《伤寒论》中很少对疾病的病因做出解释，所以为我们用现代医学尊崇的循证医学方法证明中医有效性提供了简单的课题设计方案——只要找到具有某些症状的患者，再运用《伤寒论》的方剂进行对症治疗，然后与对照组进行比较，最后进行t检验就可以了，似乎用现代医学的方法证明中医也不是什么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当然不要寄希望于每一个方剂都会得到阳性的结果！
《伤寒杂病论》也是有局限性的。记得有一次和一个同事开玩笑，他说如果张仲景到现代，一定会限号的。我却说：“他未必有你的号多，因为在动乱的三国时期，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并不长，能有40岁就不错了，现代对人们威胁最大的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在当时都是疑难杂症，张仲景的经验绝对没有你多，而他擅长的感染性疾病现在看中医的又少得可怜。”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其实在青霉素未发明以前，这个问题同样困扰着欧洲的同行们，他们在年前没能写出了如此系统的专著，也没能创立众多的行之有效的方剂（盖伦去世后，医疗活动被欧洲的教会所把持，在黑暗的年间，传教士们无论对什么患者只给他们喂一种据说是盖伦发明的“包治百病”的药丸）。
总之，张仲景不愧“医圣”的称号，现代的中医们不能用现代的方法去研究《伤寒杂病论》是中医的损失，而现代医学不去研究则将是全人类的损失。
（二）华佗的故事及中医外科学成就其实在张仲景的时代最出名的医生并不是他，而是我们熟悉的华佗，即使在现代表扬一位医术高超的医生时还是用“华佗再世”这个词。他在《后汉书》和《三国志》中都有传记，但即便如此，我们仍不能准确地知道他的生辰年代，只能大体推断和张仲景的生辰相差不多。在他的传记中记载了许多病例，但是并没有我们所熟悉的为关羽刮骨疗毒和要为曹操做开颅手术的两个病例。在《三国志·关羽传》中确实有刮骨疗毒的记载，但那只是一个普通军医做的手术，并非华佗亲自主刀。刮骨疗毒大致相当于现代外科的清创术，因为关羽的伤口中有脏东西，导致伤口假愈合，一个普通军医就可以做这样的手术，可见当时这项技术是十分成熟的。中医当时的外科技术还是很发达的，在《三国志·魏书·贾逵传》的注中引用了《魏略》中的记载：“（逵）在弘农，与典农校尉争公事，不得理，乃发愤生瘿。后所病稍大，自启愿欲令医割之。太祖（曹操）惜逵忠，恐其不活，教谢主簿：吾闻十人割瘿九人死。逵犹行其意，而瘿愈大。”从这段记载上看，贾逵很可能是患了甲状腺瘤，当时中医外科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手术，这种手术在没有消毒措施的情况下，成功率不高也是正常的。
至于曹操的开颅问题，因为没有任何的相关记载，也就无从考证了。但是华佗用麻沸散麻醉病人后，行开腹手术却是有正史为证的。据《华佗传》记载，在华佗临死前，他想把自己的著作送给狱卒，但是狱卒没敢接受，他也不勉强，把书烧毁了，所以他的著作没能像《伤寒杂病论》一样流传。试想一下，书中可能会有大量的中医外科内容，很可能它就是一部和《伤寒杂病论》互相补充的实用外科学著作，两本书本可以交相辉映的，这本书没能流传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
但是即使这本书能够流传，在“肌体发肤受之于父母”的儒家思想统治下，这种手术的方法也很难流传，麻沸散被换名为蒙汗药，只能造福于盗贼们了。万幸的是华佗还是为我们留下了华佗夹脊刺和五禽戏，仍继续为中华儿女服务！
与扁鹊一样，华佗医技高超，为他带来了极大荣誉的同时也带来了灭顶之灾，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华佗的美名打动了权倾朝野的曹操，他将华佗诏到了自己的左右。曹操有一个毛病，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头痛，在《三国演义》里写道，华佗提出要治此病就要用利斧劈开曹操的头，为此曹操怀疑华佗要谋杀他，而将名医处死。
由于《三国演义》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几乎使我们每一个人都相信确有其事，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在《三国志》华佗的传记里是这样记载的：太祖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佗针鬲，随手而差……后太祖亲理，得病笃重，使佗专视。佗曰：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佗久远家思归，因曰：当得家书，方欲暂还耳。到家，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太祖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佗恃能厌食事，犹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检；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若其虚诈，便收送之。于是传付许狱，考验首服。荀彧请曰：佗术实工，人命所系，宜含宥之。太祖曰：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佗死后，太祖头风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及后爱子仓舒病困，太祖叹曰：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
大致意思是：曹操犯头风病，每次发作都会心乱目眩，华佗只要针刺膈俞穴，应手而愈。后来曹操亲自处理（国事），得病沉重（笃：病势沉重），让华佗专为他个人治病。华佗说：“这个病短期难以治好，不断地进行治疗，可以延长一些寿命。”华佗长期远离家乡，想回去看看，因此说：“刚才收到家中来信，正要短期回家一趟。”到家后，推托妻子有病，多次请求延长假期不回来。曹操多次用书信召唤，又下诏令郡县征发遣送。华佗自恃有才能，厌恶吃侍候人的饭，还是不上路。曹操很生气，派人前往查看：如果他妻子确实生病，就赐赠四十斛小豆，放宽假期；如果他虚假欺骗，就逮捕押送他回来。结果是华佗被用囚车递解交付许昌监狱，拷问服罪。荀彧向曹操求情说：“华佗的医术确实高明，关系着人的生命，应该包涵宽容他。”曹操说：“不用担忧，天下应该没有这种鼠辈的！”终于判了华佗死刑。华佗死了以后，曹操头痛没有去除。曹操说：“华佗能治好这种病，这小子却有意拖延我的病，不加根治，想借此来抬高自己的地位，如果我不杀掉这小子，也终究不会替我除掉这个病根的。”直到后来他的爱子仓舒（曹冲的字）病危，曹操才感叹地说：“我后悔杀了华佗，使这个儿子活活地死去了。”
从这段记载来看华佗之死，似乎主要是因为华佗医德太差，想向病患索要红包，但他似乎找错了对象，与曹操讨价还价无异于与虎谋皮，最终玩火自焚，死于非命。难道受到人们万世敬仰的华佗，真是一个索要红包的无良医生吗？
我们在《三国志·华佗》里看到的华佗似乎并不是这样的，他多次路遇病患，没有任何索求就给他们妙手回春了，这似乎不符合索要红包的无良医生的作风。那么华佗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的死因究竟又是什么呢？其实华佗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医患矛盾的受害者，而这个矛盾的焦点就在于华佗究竟是否能够治好曹操的病。
曹操认为，他每次病症发作，华佗不过是举手投足之间就改善了症状，而且不过是头痛脑热的小病，华佗作为天下名医，难道连这个小病都看不好吗？所以得出结论华佗能够轻而易举地治好他的病，华佗不这样做就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好处！而华佗认为，医生不是神仙，他真的治不好曹操的病，但怎么说曹操也不信，俗话说惹不起躲得起，还是跑回家吧！但即便如此，曹操还是没能放过他。
在史书上也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华佗在《后汉书》和《三国志》中都有传，但两部书的作者也似乎有着不同的看法。《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认为，是大夫的问题，他在华佗的传里直接亮明观点，称他：“为人性恶，难得意。”而且为了怕扰乱视听，故意掩盖了华佗和曹操关于疾病的讨论过程，即“佗曰：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一句。这样华佗就成了不折不扣的小人，死不足惜。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则认为，华佗毕竟是大夫，他的话应该听一听，在华佗的传里将华佗和曹操对疾病的讨论过程讲出来，同时也将华佗不愿意行医的事情讲了，希望读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知道曹操的具体病因了，但作为一名医生，我更相信华佗的判断，曹操根本不是什么头风，他很可能是心脏病引起的阵发性心慌、头晕，这也许就是曹操猝死的真正病因。如果猜测成立，那么即使在现代，曹操的病都不能除根，更何况是在年前的三国时期？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华佗应该是我国死于医疗纠纷的第一人！
历史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死去而停止脚步，社会还是在发展的，随着儒家一统天下，中医外科学逐步受到抑制，不得不转入内治法的研究。但在外治法方面，中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碌碌无为，相反在这方面中医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曾经远远领先于西医。中医外科甚至还曾涉足矫形外科的领域，据《晋书·魏咏之传》记载：“魏咏之，字长道，任城人也。家世贫素而躬耕为事，好学不倦，生而兔缺（兔唇）。”当他成人后，听说“荆州刺史殷仲堪帐下有名医能疗之”，便借贷前往求治，荆州刺史殷仲堪见他谈吐不凡，便替他找来了医生，医生看后说：“可割而补之，但须百日进粥，不得笑语。”魏咏之欣然同意，经过细心照料，他的兔唇得以痊愈，此后他官运亨通，不知是不是巧合，竟也做到荆州刺史这个职位，并卒于任。多亏他能有所作为，在正史上留下了传记，使我们得知早在晋代，中医就能够完成兔唇的矫形术，但为他解除痛苦的医生，靠着雕虫小技则在正史上是无法留下姓名的。这段记载据称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兔唇修补术的记载，据说这种手术方法一直流传到17世纪，甚至流传到了琉球国，为国王的孙子（尚益）解除了痛苦，使得这位王孙能够在公元年顺利继承琉球王位。但现代如果有人说中医要开展整形外科的话，不知有多少人会当笑话听，又会有多少人跳出来说：“那是西医的东西，中医不能搞！”真搞不懂，多年前中医搞的东西，为什么现代却不能再搞了！
晋朝时期的中医还对针灸学进行了总结，皇甫谧著成《针灸甲乙经》10卷，篇。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治疗等方面。书中校正了腧穴个（包括单穴48个），记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证和禁忌，说明了各种操作方法。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理论联系实际的针灸学专著，被人们称作“中医针灸学之祖”，被列为学医必读的古典医书之一。但也许就是这部书给中医带入了一个误区，使得我们远离了经络的实质，致使我们现代仍然搞不清楚经络是什么东西（具体内容在《针灸篇》中再讲）。
（三）葛洪和他的《肘后备急方》随着中医的不断发展，中医开始了对急救医学的研究总结，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代表就是神仙级人物——葛洪及其著作《肘后备急方》。
“肘后”是指这部书篇幅很小，可以挂在胳膊肘上随身携带，类似现代所说的手册；“备急”就是应急的意思，用现代话说，就是一本急救手册。这部书里的治病药方，都是容易得到的随处都有的草药，又便宜、又方便，更重要的是灵验有效，所以深受老百姓的欢迎。正如《肘后备急方》序中所写的“苟无良医师，安所适从？况穷乡远地，有病无医，有方无药，其不罹（音离）夭折者几希！”所以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这部书就更显珍贵。
葛洪（—年）字稚川，号抱朴子，晋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为东晋的道士，著名的炼丹家、医药学家、化学家。他出身于江南世家，其祖父、父亲都在三国时的吴国做官，吴灭亡后，其父归晋，曾任邵陵太守，卒于任，当时葛洪年仅13岁，从此家道中落。屋漏偏逢连夜雨，他家又遭了火灾，所存书籍全部烧毁，这大概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吧！葛洪十分好学，他靠打柴赚钱来购买纸笔，然后到别人家里去借书阅读、抄写。对物质生活他要求得很低，史书中记载：因为他没时间去打理自己的院子，使得里面杂草丛生，每天他都是披星戴月拨开草丛出入家门的。他入仕后，曾经上过战场，因功加官晋爵，但他对升官发财并不感兴趣，所到之处不是搜刮民脂民膏，而是忙着搜寻阅读书籍来积累自己的知识。大概是受到先人葛玄（三国时期著名的方士，世称小仙翁，葛洪为其侄孙）的影响，葛洪不久就辞职回家，专门从事医学和炼丹学（化学）研究。因为他取得的成就过于辉煌，所以道家、医家争相将他纳入门下，他的《肘后备急方》成为医家名著；而《抱朴子》则成为道家必读。葛洪也因为医、道两方面的巨大成就，被后世尊为葛天师，成为玉皇殿前的四位天神之一（也有人认为葛天师是葛洪的先人葛玄）。
葛洪从小喜欢读有关医药、保健和炼丹制药的书，还很留心民间流行的一些简便的治病方法。他主张修道先学医，也许这就是道家讲究内外双修的起源。葛洪把在广大的民间搜集到的验方，与自己学到的医药知识相结合，编纂完成了《肘后备急方》。
书中最大的成就是对各种急性传染病有了初步的认识，此前的古人认为传染病是“天刑”，认为是天降的灾祸，是鬼神作怪。葛洪则认为，瘟疫可能是中了外界的疠气而致。现代医学证实，急性传染病是微生物（包括原虫、细菌、立克次体和病毒等）引起的。陈独秀曾经批评中医说：“（中）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中医是人不是神，那些微生物起码要放大几百倍才能见到，在还没有发明显微镜的时候如果能认识到菌毒传染那就该是神了！中医当然不知道有细菌这些东西，葛洪能够指出传染病是外界的物质因素引起的，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了，我们总不能拿现代的科技水平来苛求古人吧！
此外葛洪还记述了一种叫作“尸注”的病，书中写道：“其病变动，乃有三十六种至九十九种。大略使人寒热淋沥，怳怳黙黙，不的知其所苦而无处不恶。累年积月，渐就顿滞，以至于死。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大致意思是说这种病千变万化，染上的人搞不清自己到底哪儿不舒服，只觉得怕冷发热，浑身疲乏，精神恍惚，身体一天天消瘦，时间长了会丧命，而且还会互相传染。有医学常识的读者一定会想到这些症状和我们现代所说的结核病十分相似。结核菌能使人身上的许多器官致病：肺结核、骨关节结核、脑膜结核、肠和腹膜结核等，都是结核菌引起的，葛洪是我国最早观察和记载结核病的医家。后世医家将结核病称为痨病，认为是痨虫传染而得的，在生物学分类不是很发达的古代，细菌被划入虫类也不为过吧！中医对痨病的治法是杀虫，在没有显微镜的古代，中医真是伟大！
作为神仙级的人物仅仅拿个全国第一是远远不够的，世界第一对他来讲也是司空见惯。葛洪是发现恙虫病的世界第一人，《肘后备急方》中记载“山水间多有沙虱，甚细略不可见，人入水浴，及以水澡浴，此虫在水中着人身；及阴天雨行草中，亦着人，便钻入皮里”。现在已经弄清楚，有一种小虫叫沙虱，蜇人吸血的时候就把一种比细菌还小的微生物——立克次体注入人的身体内，使人患病发热。沙虱生长在南方，据调查，我国只有广东、福建一带有恙虫病流行，其他地方极为罕见。葛洪应该是通过认真的观察和艰苦的实践，才得到关于这种病的知识的。沙虱比小米粒还小，不仔细观察根本发现不了。葛洪不但发现了沙虱，还指出了它是传染性疾病的媒介，这个记载比美国医生帕姆在年的记载要早0多年。
《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一个葛洪并不认识的疾病“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差后，疮瘢紫黑，弥岁方灭”。葛洪不认识这种病并不足为奇，因为它就是后来令人谈虎色变的天花。西方的医学家认为，最早记载天花的是阿拉伯医生雷撒斯，而葛洪的记载比雷撒斯还要早多年，所以他不认识这种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此后的中医发明了“种痘术”，为彻底灭绝这种疾病做出了贡献，也被欧洲医生认为是开创了免疫学的先河。
如果把免疫学的鼻祖算作葛洪也不为过，因为他治疗狂犬病的方法中已经含有免疫学思想的萌芽。狂犬病是由感染狂犬病毒的狗咬伤人后所致的一种疾病，一旦发病，病死率几乎为百分之百（据报道，古今中外只有一位患者幸存），绝对是人类的超级杀手。《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仍杀所咬犬，取脑傅之，后不复发。”意思是把疯狗捕来杀死，取出狗的脑浆，敷在被狂犬咬过病人的伤口上，患者就不会再发病了。此后微生物学的奠基人——法国的巴斯德发明了狂犬病的疫苗，他的方法是用人工的方法使兔子患上狂犬病，再把病兔的脑髓取出来制成针剂，用来预防和治疗狂犬病，这种方法是否与葛洪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否可以说是葛洪方法的近代版？两种方法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区别我们无法确定，但两者之间相距的时间我们很确定，那就是0多年！葛洪对狂犬病采取的预防措施，其实质是免疫学思想的萌芽。
有人考证过，除了最先发现了天花和恙虫病外，葛洪还首次记载了脚气病，特别是对脚气病重症的记载和现代医学记载不谋而合。首次记载了腰椎间盘突出的症状，并指出发病和风、寒、湿有关。此外他记载的许多医疗技术，例如导尿术（竹管导尿）、洗胃术、痈疮引流术、咽部异物剔出术、器物灌肠法、口对口呼吸抢救法（配合张仲景的心脏按压就是现代心肺复苏术）、指掐按压术、捏脊疗法、隔物灸法、救溺倒水法、舌下含药治疗心脏病法等，都是世界首创。俗话说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但搞过临床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导尿术，被尿憋死个把人绝对不是什么新鲜事。葛洪在《肘后备急方》“治小腹满，不得小便方”中记载：“若小腹满不得小便者，细末雌黄，蜜和丸，取如枣核大，内溺孔中，令半寸，亦以竹管注阴，令痛朔之通。”他不但以竹管导尿，而且还用蜜作为润滑剂，“令痛”则可能是通过前列腺时引起的疼痛（有的西医认为这种方法是无法给男性导尿的，尿下来只不过是尿路刺激征的结果，现代是无法进行这样的实验了，也没有必要进行这种实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方法至少可以给女性导尿，这已经足够了）。葛洪还对《内经》中腹部穿刺的方法进行了改进，发明了放腹水的手术方法。他还是位美容专家，最早提到美容美发问题，首次记载了很多治疗损美性疾病的方药和美容妆饰方。加上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引用的葛氏口内颞颌关节脱位的整复方法、夹板骨折固定术（现存的《肘后备急方》中并没有这几条，但在《千金要方》中记载的这些方法都是葛洪的专利），这么多的世界第一，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葛洪在炼丹过程中炼制出来密陀僧（氧化铅）、三仙丹（氧化汞）等药物，这些都是外用药物的原料，运用这些药物他创立了不少治疗骨科、外科疾病的外用方剂，其中有些已被证实是有特效的。如松节油治疗关节炎，铜青（碳酸铜）治疗皮肤病，雄黄、艾叶可以消毒，密陀僧可以防腐等。雄黄中所含的砷，有较强的杀菌作用。艾叶中含有挥发性的芳香油，毒虫很怕它，所以我国民间在五月节前后燃烧艾叶驱虫。铜青能抑制细菌的生长繁殖，所以能治皮肤病。密陀僧有消毒杀菌作用，所以用来作防腐剂。葛洪早在0多年前就发现了这些药物的效用，在医学上做出了很大贡献。如果当时有诺贝尔奖的话，不知道多少年后别人才能染指生物医学奖！不但生物医学奖，化学奖也将是他的囊中之物。葛洪在炼丹的过程中发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等一些化学变化的规律，因此成为现代化学的先祖。正是因为葛洪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他死后竟被神化，成为葛天师被人祭拜。
（四）世界病理解剖第一人在南北朝时期的南宋，中医界还出了一位布鲁诺式的英雄，而且是一位女英雄，为了用实证的方法探求病因，她甚至可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现代许多人认为中国古代科技没有得到实证论的指导，不知道他们对这段史实又该如何评价）。因为是一位女性，所以她的故事就注定比布鲁诺更凄婉和绚丽，但布鲁诺已经流芳百世，而她却默默无闻，鲜为人知，她就是世界病理解剖第一人——张氏。
据《宋书》和《南史》的《顾觊之传》（非画龙点睛的画家顾恺之）记载，在公元年，南宋沛郡相县人唐赐到邻村彭家饮酒，回家后发病，口吐虫子，不治身亡。在他临死前嘱咐妻子张氏在他死后进行尸体解剖，以便了解他的死因。张氏忍住悲伤，在儿子的帮助下亲自主刀对她的丈夫进行病理解剖，发现丈夫内脏都已糜烂（今人推断是类似急性弥漫性腹膜炎致死的病例）。南宋的地方官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对大逆不道的母子，便上报朝廷，经过大臣们讨论，南宋武帝刘骏决定对这种忤逆不孝的做法严惩不贷，这对母子就这样为科学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由于史料没有明确记载她们母子的结局，所以也有人认为子被处死，母被监禁，但无论如何是受到了严惩）。张氏母子比年发生在欧洲罗密欧瓦利那所做的中毒死亡者病理解剖早了多年，比年2月，在罗马鲜花广场被烧死的布鲁诺早0多年。讲究以孝治天下的刘骏却生出了刘子业这样的儿子，若论起不孝、荒淫来，在汉人皇帝中他绝对可以名列三甲，不知道这是不是所谓的报应。
现代的戏剧大师们把她们母子的故事搬上了舞台，在京剧、豫剧中都保留有剧目《大明魂》，张氏取名张秀姑，她的丈夫也从死于腹膜炎变成了传染病，张秀姑为救其他百姓而忍痛剖夫，其所作所为被年号为大明的南宋武帝刘骏所不容，要处斩张秀姑。戏剧中把素未谋面的科学家祖冲之和张秀姑联系到一起，剧情中祖冲之数次为张秀姑求情，并计算出处斩张秀姑的那天午时三刻会有日食，按律当大赦死囚，但刘骏命令提前行刑，张秀姑从容就义。剧情跌宕起伏，凄婉动人，感人至深！
此后在中国还进行过一次病理解剖，《本草纲目》中记载，《广五行记》云：唐永徽中（李治的年号，公元—年），绛州一僧病噎，不下食数年，临终命其徒曰：吾死后，可开吾胸、喉，视有何物，苦我如此及。死，其徒依命开视，胸中得一物，头遍体悉似肉鳞，安钵中跳跃不已。不知是不是因为此次解剖为出家人所做，所以并未受到政府的追究。老和尚的真正死因肯定不是那条虫子，很可能是食管癌，这次的解剖成果显然是错误的。
因为中医讲的是辨证论治，而证代表的是疾病的全部而非症状，所以此后中医开始了对病因、病理学的深入研究，出版了世界医学史上第一部这方面的专著——《诸病源候论》。这部书主要论述各科疾病病因和证候（以内科为主），又称《诸病源候总论》《巢氏病源》，共50卷，为隋代巢元方等撰于大业六年（年）。该书总结了隋朝以前的医学成就，对临床各科病证进行了搜求、征集、编纂，并予以系统地分类。全书分67门，记载证候条。叙述了各种疾病的病因、病理、证候等，诸证之末多附导引法，但没有记载治疗的方药。《诸病源候论》内容丰富，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口齿、骨伤等多科病证，对一些传染病、寄生虫病、外科手术等，也有不少精辟论述，对后世医学影响较大。既然是世界第一，书中自然少不了世界首创的内容，但以内科为主的书中，却夺得了许多外科史上的第一，如肠吻合术、人工流产、拔牙等手术的记载，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外科手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后世如《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等医学著作中的病因、病理分析，大多依据此书。
随着实用内科学、外科学、针灸学、急救学和病因病理学专著的完成，中医基本完成了在其基础理论指导下对临床实践活动的一番总结。
三、中医理论再次完善——唐、宋、金、元时期（一）中西医结合的孙思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进入到封建社会的顶峰——唐、宋时期，在这一时期，政府加大了对公共卫生的重视程度。早在隋朝，政府就建立了太医署来管理医疗事物，唐朝继承并扩充了这一机构，其实质是世界上第一所官办的医学学校。世界上所谓最早的医学校是萨勒诺医学校，成立于11世纪。这所医学校不但年代比唐代的太医署晚了多年，而且组织、规模等方面也差得多。宋朝时政府对卫生事业更加重视，仅成立的卫生机构就有：太医局、翰林医官院、熟药所、惠民局等，此外还有养济院、安济坊、福田院、慈幼局等福利设施，其中熟药所又称官药局，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局。宋徽宗时期，医学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受重视程度，有人甚至建议将医学和太学、律学、武学同级，直隶国子监（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此建议得到了皇帝的批准，于当年（公元年）在国子监成立“医学”专业，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当官。
唐、宋政府不但加大了对医疗机构的投入，还开始组织人力进行医书的编纂工作，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唐朝政府出资编撰发行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级药典——《唐本草》；宋朝时国家出资搜集民间验方，编辑了世界上最早的官方制定的药物制剂规范——《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医临床实践的不断深入，旧的理论已经不能完全指导临床，于是医家们开始了新的探索。但此时再依靠解剖学来解决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了，但幸运的是此时由于丝绸之路的延伸，与世界的交流日益广泛，印度医学、阿拉伯医学先后被引入中国，于是一些医家开始了中西医结合的尝试。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药王——孙思邈。他不但医术高超，而且医德高尚，他在名篇《大医精诚》中写道：“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崄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工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这段话至今虽仍被中医学子们传颂，但由于种种原因，现在能达到“苍生大医”标准的中国医生肯定为零（其中一个决定因素并不是在于医生本身，而是由于诸多的制度不健全）。
孙思邈著有《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是对唐以前医学的全面整理及补充，被誉为中医第一部百科全书，书中记载了许多有效的方剂和治疗方法。利用葱叶作为导管进行导尿或作为胃管进行喂食的方法就是这本书首先记载的，书中记载：如果遇到小便不通的患者，用葱顺着尿道插入膀胱，然后吹口气，尿液就会被导出，这个方法是对葛洪的竹管导尿术的改进，记载也更为详细。葱管显然比竹管对尿道的损害小，而且是在压扁的情况下通过前列腺的，所以减小了阻力。不可否认，这项技术要求施术者有极高的操作技巧，所以有人指出这个方法并不能为男子导尿，尿液出来不过是尿路刺激征的结果，但即便如此，这个方法也是非常伟大的尝试。当遇到中风后神志昏迷不能进食的患者时，孙思邈则折断患者的牙齿，用葱叶插入口中，通过葱叶进行喂食。或许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下胃管术（现代已经不用折断患者牙齿，而从鼻腔下胃管）。又导尿，又下胃管，这与许多人心目中经过望闻问切后再开汤药的老中医形象肯定不符，但中医的药王确实这样做了。孙思邈还认识到新生儿不哭，可能是因为难产导致呼吸道不畅通，为防止室息，应该采取捋后背或轻轻拍打后背的方法。孙思邈是位全科大夫，他的许多方法在当时都是创举，而现代则被西医继续广泛运用于临床。
这些记载是否可以给我们两个启示呢？首先，导尿、下胃管、外科的清创术、腹部手术甚至是整容术，中医的先贤们都运用过，甚至这些现代医学常用的手段有可能是中医最先发明的，但现代在这些方面中医明显落后于现代医学的发展。中医的从业者是否应该自觉有愧于先人呢？普通百姓认为这些是西医的专利还情有可原，但一些中医从业者也认为应该对这些“西医的东西”敬而远之，是否应该原谅呢？如果华佗、葛洪、孙思邈他们泉下有知，是否会被这些不肖子孙再气死一次呢？
其次，现代的中医是否要和现代医学相结合？前面讲过导尿、下胃管有可能是中医先发明的，好，我们就寻求古训，完全按照孙思邈的记载进行，不使用橡胶的东西，就用葱叶；不采取鼻饲，就要折断患者的牙齿从口中喂食！大家一定觉得这样做的人是傻瓜，但在现实中，又有多少中医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坚决抵制现代科技的研究成果，这也是中医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孙思邈在论述医学基础理论时，不仅有“内难经”的内容，还有许多似乎是从未见过的理论。例如《备急千金要方·论诊候第四》中写道：“经说：地、水、火、风和合成人，凡人火气不调，举身蒸热；风气不调，全身强直，诸毛孔闭塞；水气不调，身体浮肿，气满喘粗；土气不调，四肢不举，言无音声。火去则身冷；风止则气绝；水竭则无血；土散则身裂。然愚医不思脉道，反治其病，使藏中五行，共相克切，如火炽燃，重加其油，不可不慎。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病一生，四神动作，四百四病，同时俱发。又云一百一病，不治自愈；一百一病，须治而愈；一百一病，虽治难愈；一百一病，真死不治。”
在中医古籍中，经一般指的都是《内经》，但地、水、火、风显然和《内经》的五行理论不符，那么这个“经”又是什么呢？原来自南北朝以来，大量印度僧人辗转来到中国，他们带来的不仅有佛经，还有古印度医学。到唐朝随着玄奘完成“西游记”，他带来了更多的经书，这为中医与印度医学的交流提供了基础。在他带来的经书中就有“若地大增加，则身体沉重；水大积聚过多，则常有涕唾；火大旺盛，则头胸壮热；风大窜动，则气息冲击”（《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九、《法苑珠林》卷九十五）的记载，《金光明最胜王经》被誉为众经之王，备受信奉大乘教的人推崇。在一些其他的经书中还有“四大各有一百一病，地与火可发热病二百二；水与风可发寒病二百二，合为四百四病”的记载。孙思邈在当时与佛、道两教接触密切，显然他是受到了佛经的影响才写出这段话的，与此同时他又加入了五行相克的理论，真可谓是中西医结合的典范！
另外，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记载：“至于切脉诊候，采药合和，服饵节度，将息避慎，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由此可见我们的药王对于医学知识是多么渴求。如今西医在许多方面都长于中医，我们也免去了“不远千里伏膺取决”的过程，但我们却采取的是什么态度呢？
在中西医结合的环境下，大量的印度医学有效的治疗手段也被中医吸纳，例如《千金要方》中按摩法第四就是以“天竺国按摩此是婆罗门法”命名的。此时最著名的技术引进要数源自印度的金针剥障术了，这一方法自唐朝一直流传到新中国成立后，白居易曾为没有得到这种医疗技术的救治感到遗憾，而毛泽东这位伟人则在这项技术的帮助下重见光明（据说在印度，这项技术早已失传）。
虽然一些印度医学的治疗手段仍然被中医所运用，但自孙思邈之后，印度医学的理论逐步淡出了中医的视线。这大概是因为这些理论虽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毕竟也是几百上千年前的东西，并不能真正解决当时医疗活动中遇到的问题。于是中医又开始试图利用解剖的手段来武装自己的理论，希望以此来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二）重新开始人体解剖宋朝大概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顶峰，有人说仅小小的南宋，当时的社会生产总值就占世界的一半（计算方法不得而知）。但宋朝的皇帝们却个个是小人，他们对外卑躬屈膝，对内则防范甚严，赵光义就曾经说过“国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宋史·宋绶传》）。宋朝的皇帝们最怕的就是自己的皇位被篡夺，但又不体恤民情，挥霍无度，正如苏辙指出的“国家内有养士、养兵之费，外有敌国岁币之奉，海内穷困，陛下又自为一阱，以耗其遗余”（《宋史·苏辙传》）。因对内横征暴敛，所以农民起义不断，为了镇压，官员们往往实施残酷的刑罚，在对“叛逆”者实行死刑后仍不满意，还要把他们开膛破腹，并将过程记录下来以警世游。这样就便宜了医家，他们往往被邀请一同进行“解剖”和记录，于是有了《欧希范五脏图》和《存真图》的问世。
史书记载欧希范是个不走运的知识分子，他中过宋朝的举人，本想报效朝廷，却因恃才傲物得罪了长官，一怒之下回乡另起炉灶扯旗造反。宋朝多次派兵镇压未果，最后派出一名叫杜杞的官员全权处理此事。杜杞到任后假意招安，将欧希范及数十名小弟诱骗来，大摆鸿门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后，图穷匕首见，杜杞一声号令，伏兵四起，将欧希范和他的小弟一网打尽。第二天，杜杞就下令将这数十人一起开膛摘心，并请医生和艺术家制作解剖图谱。但不知当时的医生们是已经很久没做过这件事了，还是当地的医生水平太低，或是因为胆战心惊没用心观察，总之这些图谱错误很多，例如图中说人喉间有水管、食管和气管3个喉管，水和食物分别经水管和食管传送，如果是汤类，也要在咽部进行过滤，然后分走两管。6年后杜杞暴毙，传说一天他突然摔倒，鼻口出血，起来后他说“欧希范以拳击我”，3天后便一命呜呼，年仅46岁，因为他是能吏，所以欧阳修还为他写了墓志。
此后在北宋末年，宋朝官员又进行了一次“解剖”活动，这次活动将《欧希范五脏图》中的错误进行了纠正（因为书中记载不一，所以无法断定是谁下的解剖命令），图谱流传至今。但其中也有许多费解之处，例如其中记载“心个个不同，有窍、无窍、有毛、无毛、尖者、长者”。如果有人说心脏中是长毛的，不知道有几个人会相信？无独有偶，前面提到的《难经》四十二难中也提到心有“七巧三毛”，得知心中有毛是来源于中医典籍中的记载时，不知会有多少中医反派们会跳出来说：瞧！中医居然说人心脏中长毛，多么不科学啊！但古人是不会为这种事撒谎的，他们没有晋升，没有稿费，也不为出名，撒谎显然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血淋淋的尸体摆在那里，不由你不信！心脏里长毛确实令人匪夷所思，在多方请教专家后，得出两种可能：一是某些罕见的疾病（真菌感染等）导致，但很难想象这些病入膏肓的人还能自强不息地去做强盗，最后被朝廷正法！由于概率太低，可以忽略不计。二是因为当时解剖技术不发达，对解剖知识认知不足，解剖时割断了心脏中的腱索（连接心脏瓣膜和心室壁上的乳头肌，可以防止血液倒流回心房，外形像小树，顶端分叉），被误认为是毛，反之则无毛。为此身边的老西医专家出示了一些他早年留下的心脏超声照片，其中一张清晰地照到腱索的横切面，如同一棵棵分叉的擎天柱。有兴趣的人可以买来羊心、猪心等，对其进行“解剖”，当用刀挑断腱索后，确实像附着在心脏上的一根分叉的毛。同理，解剖者将解剖到的心室、心房、主动脉等称为窍，但如果只解剖到心肌则就无法发现窍了。只是不知道可不可以据此说是中医最早发现的心脏瓣膜腱索？
从内容上看，这些记载要比《难经》中的记载简单得多，但对当时的医家来讲却还是受益颇多的。在此两次解剖前，就有北宋针灸铜人问世，这些铜人是北宋天圣五年（）宋仁宗诏命翰林医官王惟一所制造，其高度与正常成年人相近，胸背前后两面可以开合，体内雕有脏腑器官，铜人表面镂有穴位，穴旁刻题穴名。同时以黄蜡封涂铜人外表的孔穴，其内注水。如取穴准确，针入而水流出；取穴不准，针不能刺入。可见当时的中医不但解剖技术了得，而且在医疗教具的研发上也是遥遥领先的。
宋朝皇帝们为防止大臣造反，尽量削弱他们的职权，将地方上的行政、财政和司法三权分立，这样就使得有一部分士大夫阶层的人不得不从事刑侦专业，经过百余年的经验积累，结合上面提到的解剖知识，最终由南宋的宋慈搜集整理成专著，这就是世界现存的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为我国灿烂的文明又添入了光辉的一页。
在唐、宋政府的支持下，中医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唐以后各朝代修一部本草也已经成为政府的责任，作为一种惯例被流传下来。在宋朝，政府出资编撰了成药处方集萃《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书中收录了大量采自民间的有效方剂，还首次制定了制剂规范。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似乎都应该是利国利民、造福桑梓的好事，但令编纂者万万想不到的是，此举差点毁了中医！
（三）中医纠偏第一人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出版后，许多医生采取了一个抄近道儿的方法——背方子。尤其在社会动荡的北宋末年至元代的北方，众多的中医没有心思去认真钻研医术，有的仰仗着祖传世医的名声，不思进取、墨守成规；有的靠着背熟几个局方，便四处行医，他们往往并不清楚患者的病因病机，只会套用成方，造成严重的医疗事故，对于新生的理论更是高叫“异端”，一棍子打死。
无疑，中医事业偏离了正确的主航道，如果继续下去，必然会走向衰亡。既然偏离了航道，就要有人纠偏，第一个站出来纠偏的便是金元四大家之首的——刘完素。刘完素，字守真，自号通玄处士，因久居河间，故人称刘河间，他生卒年代不详，有人推测他出生于靖康前后，卒于12世纪末。据称刘完素少年家贫，母亲病重，三请医生不至而亡，从此他立志学医。开始时他云游四方，广拜名医，后定居河间为百姓治病。
刘完素对当时社会上的医风很不满，他批评那些依仗祖传之名墨守成规的医生说“今见世医多赖祖名，倚约旧方，耻问不学，特无更新之法，纵闻善说，反怒为非”（《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自序》）；批评那些“汤头大夫”时说“今人所习，皆近代方论而已，但究其末，而不求其本”（《素问玄机原病式·自序》）。他认真钻研了《内经》30余年，并根据自己多年行医的经验，创立了“火热论”，成为温病学派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所谓“火热论”实际上是对疾病病因的一种认识，即刘完素认为，疾病的病因多是由于火热之邪所致。早在《难经》时中医就提出了六淫的概念，即风、寒、暑、湿、燥、火6种外来的致病因素。刘完素认为，这6种致病因素中火热之邪最重要，首先，六淫之中热邪最多，暑、燥和火三邪都属热邪。其次六淫都和火邪有密切相关，例如风邪，刘氏认为“火本不燔，遇风烈乃焰”（《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病机论第七》）；“风本生于热，以热为本，以风为标，凡言风者，热也”（《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风论第十》）。暑、湿、燥、火四邪都好解释，唯独寒邪似乎与火邪无关，但刘氏认为，至于寒气，除阴盛阳衰而为“中寒”（即里寒）者外，其他如感冒寒邪，或内伤生冷，“冷热相并”，均能使“阳气怫郁，不能宣散”而生热。在治疗用药时，刘氏多运用寒凉药物克制热邪，故此被称为寒凉派。
很明显，刘完素想改变当时的医风，但十分有意思的是，一个改革家说的却是寻求古训！这不禁让人想起韩、柳发起的古文运动，明明是想改革当时的文风，却打着恢复古文的旗号，这大概就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必然结果。刘完素的“火热论”主要针对的是《局方》流行，医生嗜用辛热温燥的药物治疗热性病而形成的，他的理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和张仲景的《伤寒论》相悖的，但他却十分推崇张仲景，称其为“亚圣”（只是后世将张仲景晋升为医圣了）。这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刘完素确实很佩服张仲景，所谓英雄敬英雄，虽然他们的学术思想有所不同，但医疗技术还是令人钦佩的；其二，他们同是改革家，他们都有感于当时医生屡有误治，造成十分严重的医疗后果才奋笔疾书的；其三，刘完素也可能是迫于时事，当时运用辛热温燥的药物治疗疾病是主流，所以刘氏只能处处以张仲景为标榜，不敢过于标新立异，自立门户。
后人对刘完素提出“火热论”的原因也作出了分析，还是离不开历史环境的影响。刘氏虽然生于乱世，但他的大部分人生却是在金国稳定、发展的几十年中度过的。在这一时期，金国统治者对百姓是十分宽厚的，遇到灾荒可以免税；矿山任民开采也不用缴税；流离失所、老弱病残的人政府会出资赡养；军队的军纪也很严明，金废帝完颜亮南侵时还发生过士兵因为烧毁南宋的民房而被斩首的事情（恐怕金军比宋军的军纪还强）。所以刘完素虽然主要面对的是战乱后经常发生的瘟疫，但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现象并不常见，而且瘟疫的性质也多为热性。尤其是当时的北方在游牧民族的统治下，饮食结构必然会发生变化，牛羊肉和奶、酪等食品摄入会增加，导致居民湿热内盛。
因为受到历史的影响，所以刘完素注重五运六气也就不难理解了。前面讲过五运六气是王冰补入《内经》的，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并没受到重视。到宋朝，因为受到理学的影响，运气学说才受到重视，并成为宋朝太医局考试科目之一，所以刘完素学习研究运气学说也就不足为奇了。现代有许多学者批评运气学说，指出其不但使中医理论带上了许多神秘的色彩，而且这种随意推论的作风，也给后世带来很不良的影响（《中国医学史略》）。但刘完素已经认识到教条化的运气学说存在许多牵强附会、不切实际的现象，所以他提出了名同而实异的解释，甚至批评所谓正统的运气学说：“观夫世传运气之书多矣，盖举大纲，乃学之门户，皆歌颂钤图而已，终未备其体用，及互有得失，而惑人志者也。况非其人，百未得于经之一二，而妄撰运气之书，传于世者，是以矜己惑人而莫能彰验。”（《素问玄机原病式·自序》）
刘完素所遇到的现象在今天仍然普遍存在，大家想想，是不是周围有许多自称拥有祖传秘方的人在打着中医的旗号给人看病？他们往往不懂现代医学，却在治疗现代医学发现的疾病，什么骨刺啊、高血压啊、高脂血症啊……这些病名出现也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而他们少则说祖传三代，多则在七八辈以上，真不知道他们的祖上是神仙，还是缩短了生育周期？事实上他们对这些现代医学的成果是一知半解，胡乱解释，当别人提出质疑时却以“我是中医”为借口蒙混过关。当一些人对中医的部分内容提出质疑时，便以“你们不懂中医”甚至是“不懂中国的传统文化”为由加以搪塞（但愿他们能真正懂得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医业内人士要求改正中医的错误认识时，就说“你们把中医变味了，弄得中医中不中、西不西”（就像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医似的）。
许多好心人会对现代的中医学子说：“好好研究几个方子，将来能吃一辈子！”他们确实是出于好心，但其结果无非是世上多几个“汤头大夫”，他们或许能解决饭碗问题，甚至早日步入小康，但对整个中医事业又能有什么好处？中医的现状比刘完素的时代更糟，那时还没有竞争，现代中医面临着强大的西医的挑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刘完素式的英雄人物，再次出现新学肇兴的局面？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四）猛人张从正继刘完素之后，中医界又出了几个大家，他们被合称为金元四大家。其中最生猛的就要数中医界的第一猛人——张从正了。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生卒年代略晚于刘完素，生平事迹不详（虽然在《金史》中他和刘完素都有传，但几乎没有生平介绍），从他的著作里只言片语的记述中可以大致勾勒出他的人生轨迹。
张从正是中医世家，家境宽裕，自幼读过许多医书，年轻时服过兵役，到过宋、金的边境，复员后回到家乡行医。他喜爱读书、作诗、旅游，经常外出，夏天还要找地方避暑；嗜酒，经常跑到军营里豪饮，但似乎酒量不佳，经常醉卧他乡，害得找他看病的人要“强呼之”。因为声名远播，被召补为太医，但看不惯太医们的所作所为，不久便辞职回到民间。他与同行的关系恶劣，辞去太医职务的事竟然被诽谤为“医杀二妇，遂辞太医之职而去"。虽然张从正不重名利，但声誉还是要的，在他的著作《儒门事亲》中他为自己平了反、昭了雪。张从正还善于培养人才、使用人才，他经常让家中女童替自己开方子，如果外出，女童还替他接诊，宛如他的弟子。张从正就这样在读书、作诗、游玩、行医、著书、饮酒中度过了一生。
从上面的记述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放荡不羁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个纨绔子弟，他又怎么能被称为中医第一猛人呢？医院校的人都知道张从正有多猛，因为他的《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被选入了《医古文》教材，他看病只用汗、下、吐三法，着实骇人。
张从正认为几乎所有的疾病都可以用这三个方法解决，这和大部分人甚至是大夫们心目中的治疗方法不符，毕竟“补死人不偿命”。据《金史·张从正传》记载：“精于医，贯穿《难》《素》之学，其法宗刘守真。”刘氏既然认为疾病多是火热之邪外侵所致，那么张氏自然就要给这些邪气一个去处。汗、下、吐三法正是他对疾病理解的集中体现，他认为疾病无论是外感还是内生都是邪气所生，所以要速攻之。因为在用药上多有偏激，所以后世对他质疑之声不断，连朱震亨也称之为孟浪。但他还是为我们提了一个醒，在人体正气未虚之时，不要总想着补，还要想着泻。正如他所讲：“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揽而留之可乎？虽愚夫愚妇，皆知其不可也。及其闻攻则不悦，闻补则乐之，今之医者曰：当先固其元气，元气实，邪自去。世间如此妄人，何其多也！夫邪之中人，轻则传久而自尽，颇甚则传久而难已，更甚则暴死。若先论固其元气，以补剂补之，真气未胜，而邪已交驰横骛而不可制矣。”（《儒门事亲·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十三》）这一段话大致意思是：外邪袭人，可速攻之，留着行吗？愚笨的人也知道不行。但是（世人）听说要攻下就不高兴，听说是补益就喜欢，现代的医生说：应该先巩固人体的元气，元气充实则邪气自然离去。世上这样的糊涂人是这么多啊！邪气袭人，轻的可以自愈，重一些的则难以自愈，更重的则会致命。如果先要巩固元气，用补益药物，真气还未强盛，邪气已经无法控制了。大家想想是不是有道理？
张从正还为中医开创了一个新的医学领域——心理治疗。在《儒门事亲》中他记载了许多这方面的病例，例如，一女因为遇到强盗打家劫舍而受惊，从此每有声音便惊倒，家人不得不蹑手蹑脚走路，不敢大声说话。张从正反其道而行之，让女子坐在椅子上，令两人按住，在前面放一个茶几，他拿一个木槌猛敲茶几，开始女子大惊，张从正说：“我以木击几，你有何惊？”过一会儿再击，女子惊惧不如先前，数次之后，就不再惊惧了。一两天后，即使是打雷，也不害怕了。这样的病例还很多，但张从正自己都未意识到这些治法的重要意义，如果单独列为一法，岂不是开创“精神疗法”的鼻祖？
此外张从正还十分重视体检，在《儒门事亲》中他记载了一个病例：武阳，仇天祥之子病发寒热，诸医作骨蒸劳治之，半年病愈甚，以礼来聘张从正，张氏诊其两手脉，关脉独大。认为是痈象。问乳母是否有痛处，乳母说：无。张氏令患者脱衣，举其两手观其两胁下，右胁稍高，以手侧按之，儿移身乃避之，按其左胁则不避。张从正说：“此肺部有痈也，非肺痈，若肺痈已吐脓矣。”但仇天祥将信将疑，张从正见此，对他说：“此儿之病若早治者，谈笑可已，今已失之，迟然破之后方验其生死矣，若脓黄赤白者生也，脓青黑者死也。”然后离去。不久其子果然死亡，因为怀疑是痨病所以其家人要火化死者，仇天祥怀疑死因，当火被点燃前的那一刻，他用杖戳破死者胁下，果然流出青黑脓一碗，天祥仰天哭曰：“诸医误杀吾儿矣！”
这个病例是挺悲惨的，我们还是透过这个病例看看深层次的问题吧！首先，张从正的诊断方法似乎与中医传统的诊察手段不同，他注意到患者有强迫体位，并进行了两侧对比，得出正确的判断，这种方法更像近代西医所为。其次，在入土为安思想严重的中国，却对此死者要进行火化，说明当时中国在结核病预防上已经有相当的认识。最后，这一事件很可能是世界上首例通过实证方法得出因医生误诊而导致死亡的病例（我们既不能准确地知道这一事件的具体年份，也不能将这一事件定义为一次病理解剖活动）。
张从正似乎只给我们留下了汗、下、吐三法，而他的精神疗法和新颖的诊察方法却未被大家熟知，不知还有多少这样的宝物被埋没在书山文海之中。张从正就在饮酒、作诗、看病、写书中潇潇洒洒地度过了余生，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死于何时，就像我们不知道他生于何时一样。
（五）先天、后天之争大家都看过《三国演义》吧！还记得第一句话吗？“论天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金元时期是中国的乱世时期，刘完素、张从正的运气好，他们生活在一个乱世中的治世，但下一位出场的主角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第三位主角叫李杲，字明之，河北真定人，自号东垣老人，后世常称之以李东垣。他学医的原因和刘完素相近，也是因为母亲不幸去世，才发奋学医的。但不同的是李东垣的家庭成分明显高于刘完素，他家境富裕，请了不少“名医”为母亲治病，但“名医”们众说不一，最后到死李东垣也不知道母亲所患何病，于是立志学医。有钱好办事，他一掷千金，拜易州名医张元素为师。张元素是中医易水学派创始人，《金史》有传称其给刘完素看过病，他重视脏腑辨证及扶养胃气的思想形成以后，经过诸弟子及后代医家的继承和发展，在元代成为与“河间学派”具有不同学术风格的另一大流派，两派相互争鸣，又相互促进，最终带来整个金元医学的繁荣，他对李杲创立以“补土”为特色的系统的脾胃理论有重要影响。
李东垣经过四五年的学习后，回到汴京，不久便成为名医，救人无数。有意思的是《元史·李杲传》中称：“家既富厚，无事于技，操有余以自重，人不敢以医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资性高謇，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不敢谒也。”说明李东垣并不靠行医为业，应该算是个票友，很少给士大夫看病，而且非急、危、重病例不看。这和现在一些中医界里“有识之士”的认识明显不同，他们主张中医应该放弃在急、重症方面的努力，真不知道是寻求哪家的古训得出的结论？
当时的金国已经到了大厦将倾的时候，北面的元、南面的宋、西面的夏都和金有战事，加上国内的农民起义，契丹后裔的叛乱，真可谓四面楚歌！在公元年，金国的首都汴京被蒙军包围，数月间城中百姓粮尽，所有皮制器物都被煮食，甚至出现有人杀妻子儿女食之的现象。在这次战役结束后，紧接着瘟疫流行，李东垣说城中百姓不得病的万无一二，12个城门，每天都有少则，多则死者被送出。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难理解李东垣为什么这么重视脾胃的原因了。他所谓的脾胃是指广义的脾胃，也就是指人体的消化和吸收系统。在李东垣的理论体系中，胃占据了绝对的中心，他影响了其他各脏器的生理功能。大家都知道人是恒温动物，为了维持体温的恒定，就必须消耗能量，而食物在正常情况下是提供能量的唯一来源，所以消化吸收系统无疑在人体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李东垣的影响下，中医形成了以脾胃为中心的后天派。
李东垣还针对当时医生不考虑患者脾胃虚弱，只顾祛除外感邪气而导致患者外邪未去，正气已伤的情况，分析了外感病和内伤病的区别，从脉象、寒热、手心手背、口鼻、气少气盛、头痛、筋骨四肢、渴与不渴、恶食不恶食9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李东垣的观点明显不同于张从正，这和他们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如果张从正也遇到如此乱世，面对如此多的饥寒交迫的灾民，恐怕他也不会再说仅用汗、下、吐三法就可以把所有的疾病都治愈了吧！
天下就是这样，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第四位主人公出场时天下再次一统了。朱震亨生于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公元1年），字彦修，因家乡有条小河名丹溪，故后世尊称其为朱丹溪。如果称李东垣为票友，那么朱丹溪更是票友中的票友了！因为在《元史》中他的传（如果那也算传的话），被放到了儒学篇中而不是方技篇，全文只有短短的33个字，而且只字未提医。如果把他放到方技篇中，以他的贡献至少应该占据几百字的篇幅，但作为一介儒生，就只能剩下这区区的30来个字了。因为在明朝儒生刚刚翻身，他们刚从臭老九变成香老三（据称元朝按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将人从事的职业分为10等，儒生是9等，比妓女还低一等，只比乞丐高一级，也有人认为并无此说），所以把一些和儒沾边的人都罗列了进来，这样一位医之不朽之人，就只能在儒学中增一伪席了。
朱丹溪学医的目的很个别，有人说是因为他本来想去考功名，但遇到一位算命先生连卜两卦都不利，于是放弃仕途，改行做老师。朱丹溪的老师许谦病患缠身，希望朱丹溪学医为自己解除痛苦，于是他再次改行学医，开始读《和剂局方》，但他认为：“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势不能以尽合。苟将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必也《素》《难》诸经乎？”于是出游，寻访名师，在定州，他看到了刘完素的《原病式》和李东垣的方稿，有茅塞顿开之感。后到杭州，听说刘完素的再传弟子罗知悌居此，便上门拜师求学。但罗知悌非常保守，不愿相见，朱丹溪便拱手立于门前，不避风雨，皇天不负有心人，罗知悌终于被他的诚心所感动，收他为入室弟子倾囊相授。朱丹溪学业有成，归来后终于不负老师所托，为许谦解除了病患，也算许谦是慧眼识英雄吧！
朱丹溪在四大家中所出最晚，有人说“求其可以万世法者，张长沙（张仲景）外感、李东垣内伤、刘河间热证、朱丹溪数者而已。然而丹溪实有贯通乎诸君子，尤号集医道之大成者也”（《医籍考》），说他是集其他三家于大成者确实是有道理的。他医学思想的核心理论是“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因为他注重滋阴，所以被称为滋阴派。
究其根源，他继承了刘完素的火热论，只不过他认为热主要来源于阴之不足，造成的阳气过盛，所以在治法上他更喜欢滋阴以降火。对于张从正，他则批评为“孟浪"。张从正虽然也作诗著书，但毕竟出身行伍，为人又性格豁达，所以他用药治病必然喜欢大刀阔斧；加上他所针对的患者虽是三教九流均有，但多以北方普通百姓为主，他们不但没有锦衣玉食，而且天天劳作，身体多强健，经得住峻药猛下。而朱丹溪出身儒门，受中庸思想影响较大，所以治病多守“王道”；加上他的病人多是生于南方的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儒生，他们不稼不穑、不耕不猎，身体虚弱，怎能经得起虎狼之药？所以张、朱虽“师出同门”，但用药风格却截然不同。至于李东垣补益的方法虽然是朱丹溪所喜欢的，但补益的方向却南辕北辙，李东垣面对的是一些战后的灾民，他们急需补充的是衣食，所以补脾是主流；而朱丹溪面对的是士大夫，他们锦衣玉食，缺乏锻炼，年老肾衰最为常见。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其实又何尝不是时势造名医呢？就此金元时期的四大家：寒凉派刘完素、攻下派张从正、补土派李东垣、养阴派朱丹溪全部出场完毕。他们深入研究古代的医学经典，结合各自的临床经验，自成一说，用自己的认识来解释前人的理论，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流派。这一时期是中医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称为“新学肇兴”。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改革家，甚至可以把他们说成当时中医界的叛逆，但他们以精湛的医术证实了自己。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之说。金元四大家的学说标志着中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而且对后来的中医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为明朝时期中医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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