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近几年，随着现代医药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传统中医药正面临断崖式的临床地位下降的危机。中医临床地位几十年来并未取得更大的提高，中药的临床地位正被逐步边缘化，中国人对传统医学的信仰正逐渐淡化。
曾经一份调查显示，近几年来，中国基层群众疾病初诊选择的医疗模式仅仅5%左右为中医，较十年前，甚至五年前选择中医的患者比例大幅度下降。其中，近些年来首选中医的下降到仅为5.7%，比十年前下降一倍左右。
这提示随着西医的快速发展，中医在中国的临床主导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且患者对中医的首选信仰愈加下降。而老百姓眼中的中医往往和路边“保健、按摩、养生”这样的机构联想在一起。
这种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来自于主流医学对中医药临床地位的质疑，“废医存药”或者“中医是否科学”之争论，此起彼伏；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主流中医药界不但欠缺自身对传统的有效传承，还存在发展模式迷茫的问题。
中医尴尬的地位，缺失的精神
国家几十年来推动的中医科学化进程，并没有帮助中医临床实际地位的进一步稳定和提高。而情况洽洽相反，在耗费了大量的科研经费以及投资经费后，不论从中医队伍的建设，还是临床诊断水平、基础理论和技术的发展，乃至中成药的发展，并没有出现顶层希望的“发展中医药可以降低百姓医疗费用”的结果。
医院越建越多，各大医药院校中医招生也大幅度增加，医院临床费用并没有降低，优质中医临床资源并没有实际性的增加，能够熟练运用中医思维诊断和治疗的临床医生反倒是显得更为稀缺。相当多数的临床中医忘却了“望闻问切”的基本诊断方法，不会辨证论治，只会的根据患者的西医诊断疾病，按病开药，放弃了对病人回访以及及时调正方剂的优良传统。
中医提倡的“悬壶济世”的精神也被现代医疗制度消耗殆尽。医院的中医们为了利益靠开大处方，开贵药材，多开化验单的行为和很多西医们并无二至，加之临床水平较西医们更为参差不齐，西医相对而言尚可以用治疗指南来进行规范和监管，而中医却基本处于无序监管状态。因此对患者而言，中医医疗性价比更低。百姓看病难看病贵，依然存在，被中医的庸医贻误治疗的概率远远高于西医。这也许就是老百姓用脚投票的最主要因素吧。
中医的理论被大肆消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权健”们，表面上打着中医的旗号，各种中医朴实的理论“金木水火土”之类到了他们的手中，就实则将异构化的中医理论，创造出“火疗”这样的商品出来坑蒙拐骗。各种被神秘化的是是而非的中医概念，经常被骗子们反复拿出来奉若赚钱利器。
因此，面对主流医学对中医不科学的质疑，这几十年来，中医自身的临床理论研究非但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反而研究方式被基于还原论的现代生物医学牵着鼻子到处走，时常处在迷茫的状态。难怪每隔几年，当现代医学取得重大进步的时候，质疑中医中药的声音就会再度出现。
中医必须现在用循证医学评价吗？
几千年的临床实践，中医和中药为保障中华民族的健康做的巨大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但，正如我在第四十四篇所谈到那样，仅仅谈及民族感情是不足以体现其临床价值。
中医是否应该跟在当前的医学评价模式后面，向西医证明其临床的有效性?建立在“整体论”基础上的中医理论，在现代医学疾病分类方法和临床治疗终点的医学评价体系下，很可能会得到不尽如人意的结果。
由此，想到近期看到关于建设国内成立“中医循证医学研究所”，及该研究所的负责人提出让“中医热情拥抱循证医学”的新闻标题，不禁替中医前途担心起来。因为中医原本就是一人一方的个性化治疗，除了药企们为自己的中成药做的临床试验（数据是否靠谱，你懂的）外，很少有大规模的严格随机对照试验作为证据。如果尚可以容忍将中成药替代汤药保证质量的相对稳定，而中医治疗方案的个性化如果再被限定束缚的话，那么，中医很大概率还是无法得到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
所以，要想回答北京中医药大学刘建平教授在下面提出关于中医循证医学的问题，目前来看依然困难。
正如，从最近拜读汤钊猷老先生的首发新作《西学中，创中国新医学》，其中汤老谈到自己关于中医临床疗效评价模式的观点：
在设定临床试验方案时，除了参考现代医学的指标，还应该考虑中医指标（虽然很多无法客观）。此外，还应当延长试验考察的时间。此外，评价医疗方案又不能等同于中药评价。
的确，汤老的想法考虑了中医的特点。但汤老没想到的是，这么多年来，我们还是没有形成一套被广泛认可的疾病的中医诊断和治疗方法（一人一方，同一病人不同的中医对其诊断和治疗方案大相径庭），以及中医评价临床终点的方式。而按照某些大咖的设想，中医现在就用循证医学评价最终可能会变成“中成药临床评价”，未来药企的参与避免不了让这场研究成为商业利益的争夺。
因此，在这种前提下，给中医搞循证医学评价，无疑是件无功而返的事情。既然目前是件无功而返的事情，能否把有限的科研经费用在真正的中医临床理论传承整理和发展的研究上呢？能否把有限的经费用于扶持中医人才队伍的临床实践上呢？？
被牵着鼻子走的中医理论研究
这几十年来，中医理论的研究一直被现代医学研究的方法论牵着鼻子走，从生物标记物靶点受体，到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基因组学等等；甚至最近很热的网络药理学，也只站在静态分析的角度，利用现有的生物信号通路的研究成果，来试图阐明中药的作用机制而已。
翻一翻每年的国家给予中医药科研的经费的课题来看，各种时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已经无一遗漏的运用到中医药理论的科学研究中。这里，以中药为研究对象的课题比比皆是，很多研究成果也令人瞩目，而中医临床理论研究却貌似鸡肋。
确实，中医界真正从中医整体论的角度进行理论研究的人很少，从历年发表的研究论文来看，能够站在疾病在脏腑之间和证候之间发生发展的“动态关系”，依据阴阳五行模型进行推演和分析，进而结合现代医学研究结果，来研究中医几千年来行之有效的诊断和治疗方式的本质的科研课题组少之又少。
当我们对自己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的发展创新迷茫时，现代医学却以惊人的速度，正在从另外的角度试图诠释其中的奥秘。如年“昼夜节律控制分子机制”成果获得诺贝奖，这项研究找到了调节生物节律的基因，基于此项研究结果，人们开始深入研究生物钟可以对人体生理，心理，代谢，免疫和行为的影响，取得了丰硕成果。自下向上揭示节律的本质，也并非没有可能。到那时，医学进步的光环就不会落在中医的头上。
虽然我们的祖先在《黄帝内经》里就提到“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可是《内经》只给出了初步理论，关于相关疾病发生发展问题，关于“子午流注”等利用人体节律来进行治疗的原则问题，由于几千年各种学说和流派众说纷纭，对于现代人来说很难判谁是谁非，真正利用这些理论来治病的中医现在也是凤毛麟角。中医临床里很多理论和的确需要正本清源。
临床技艺的有效传承和临床理论的发展才是目前中医研究的核心。
中医不应该被文化玩弄
中医要发展，其应该首先是一门医学。
医学的发展与科学并不同步。科学的成功的标准是获得真谛，而医学成功的标准是获得疗效。
原始阶段的医学，治愈是偶然，医学更多的是安慰和帮助，这个阶段的医学还没有被科学化，但没有科学升格的原始医学更多的是人文价值。随着现代生物医学的发展，当很多疾病可以治愈的时候，医学被科学逐渐异化，更加技术化和商品化，伴随着功利主义，医学的非理性、非人性的发展已经影响到人的存在。
医学不应单纯是自然科学，而应该是人学。这就是为什么饱含了医学人文价值的中医，虽然饱受批评，到现在依然有顽强的生命力。因为，中医的医学人文价值是西医难以比拟的。意识到这些问题的现代医学也必然朝着医学人文的方向转归。
但是，国内很多人一谈到中医文化时，就立即进入“抱残守缺”的情绪，继而上升到文化自信与否的民族情绪，正如我的第四十四篇发表时，下面有不少批评的声音一样。
这里应该指出，“中医文化”和“文化中医”不是同一个概念。
所谓“文化中医”指主要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影响所表现在中医理论中的一些思想，如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等。由于这些思想多具有形而上学特性，属于中医理论中的文化思想部分，按照自然科学的原则不具有确证性或可证伪性。虽然这些思想对于中医理论及其临床诊病用药具有一定的指导性和启示性，但不是最终诊病处方的依据。这些内容也往往成为自然科学方面评判中医科学性的口实。
但中医文化，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总是和中医本身混为一谈，导致中医发展时，难以摆脱其文化属性，往往脱离临床实践而靠凭空想象和推演。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许多文人、文豪们以医自居，因为他们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和对文字的“意淫”深深误导了人们对中医的认识。
在当前的中医界，这种现象依然存在，一些以奇思妙想为主的文化演绎类“中医书籍”却畅销不衰。比如流传甚广的《思考中医》为了演化阴阳五行学说，就牵强附会了量子力学中“纠缠的粒子”“波粒二相性”的理论。
本人曾仔细读过这本书，作者揪住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等传统理论与他理解的量子力学勾兑后，兜了很大一圈，到头来却无法继续用他那套理论将疾病发病机理、疾病治疗和用药策略继续论述下去。
类似《思考中医》这样的书还很多，却在国内深受追捧。而认认真真进行临床理论和技术探讨的医学书籍甚至科普书籍却极少有人问津，追加更多玄学主义，神秘主义乃至宗教色彩的文化属性似乎更满足于大众对中医发展的期望？？？
中医的发展不应这样被文化玩弄。
新中医发展之路将漫长而曲折
最近刚好拜读汤钊猷老先生的首发新作《西学中，创中国新医学》，更不免感慨。他提出“西学中，创中国新医学”的观点，并对中医药的发展创新思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汤老毫无保留的指出当前中医药科学化进程出现的过分西化思维的问题，并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并期待中医可以在与现代医学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中，建立属于中国自己的创新医学体系。
写到这里，我不免想到香港现代中医药发展中心的袁冰先生，近年来发表的多篇讨论关于中医药理论创新与现代新医学模式的精彩文章。并提出利用现代数学模型分析方法对中医的理论进行解构和推演，并希望结合现代生物医学的研究成果来创建在中医理论框架下的整体医学。袁冰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用计算机模拟中医的诊断模式，最近提出利用中医的疾病分类方式以“状态”作为中医精准治疗的切入点。这无疑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思路。
虽然，很难在现阶段用科学手段来重构或还原中医的基础理论。面对浩如烟海的医学古籍，哪些是需要强化继承的？哪些是需要甄别的，哪些是需要佐证的？哪些是需要重构和创新的?回答这些问题，应该是中医界努力的方向。
本人反对过分强调中医理论的现代实验研究，这样很容易困在旧有的框架中成为还原论的附庸；同时本人也反对弱化中医理论对临床的指导作用，并缺乏明确目的的研究，否则研究结果对指导临床没有任何意义。学术的考评方式不转变，这样的无意义研究将不会断根。
面对临床地位岌岌可危的中医，现阶段应该从政策给予更多的支持，让中医回归它原本的精神，允许中医个体诊所得以发展，允许非体制内的中医有机会发扬临床的优势，提高中医的可及性和普惠性，组织中医临床的交流，中医临床水平得以提高，发挥中医在全科医学、预防医学、康复医学、人文医学，乃至应对疑难杂症方面的优势，进而提高整体的临床地位。同时，大力打击那些打着中医幌子的，大肆骗取钱财的医疗机构和中医骗子。而，这些环境的创造只能依赖政府。
所以，正如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永炎老先生在袁冰先生的《现代中医学导论》的序言里写道的那样“融通中西医学构建统一的医药学，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或许需要上百年或几代人的努力”。届时，新的中医学能否真正首先从整体论角度获得重构，又能否成为主流医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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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医理论教学的困惑与中医思维能力训练——兼议中医理论的实验教学问题，王海莉医学与哲学(A)，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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