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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麻醉”状态对不同个体有不同的含义，它既是一种哲学状态，同样也是一种神经科学状态。尽管麻醉本身的定义为“意识”丧失，其意义相当模糊，但麻醉的实用定义更为有用，即为患者提供遗忘、镇痛(疼痛控制)和肌肉松弛的联合作用，使得外科手术或介入性操作得以实施。麻醉科医生还负责维持患者在麻醉状态期间的生理学稳态，尽可能为患者提供最安全、最舒适的围术期体验。
麻醉科医生及麻醉治疗团队[包括执业注册麻醉护士(CertifiedRegisteredNurseAnesthetists,CRNA)和麻醉助理(AnesthesiaAssistants,AAs)]提供广泛的围手术期服务，其中包括：术前评估、术中管理、术后管理、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careunit,ICU)治疗护理和急性及慢性疼痛管理。麻醉科顾问医生(consultantanesthesiologist)处理每例患者时在上述所有服务中都会发挥一定的作用，在与外科医生及患者共同决定麻醉计划时考虑多种因素。
本专题讨论了麻醉概述和麻醉选择，重点术中管理及不同麻醉选择的风险与获益。
麻醉目的—麻醉的主要目的是维持生理稳态，其中包括：在围术期监测心血管、肺、神经系统及肾脏的功能并处理其相关变化，从而尽量减少不良结局。优化术中生理状态有助于加快恢复，并在围手术期为患者的器官系统提供保护。
遗忘—遗忘是指患者对术中经历和围手术期经历的记忆缺失，可通过全身麻醉(generalanesthesia,GA)诱导一种无意识状态而可靠地实现。一项为期3年纳入87,例患者的研究发现，接受全身麻醉的患者中有6例报告了术后回忆(recall)，发生率为0.%或1/14,。这是目前最大型的全身麻醉下术后回忆的研究。本研究中1/14,的发生率低于文献中一般所报道的0.1%-0.9%的发生率。既往研究通常着重术后回忆风险较高的特定患者群体，如产科、创伤或心脏手术患者，而本研究则包含范围广泛的手术操作。本研究与既往研究在术后回忆发生率上的差异也可能源于观察者或调查者偏倚，以及对内隐记忆与外显记忆的感知差异。
另外，目前麻醉科医生有更好的生理监测工具可用，如呼气末二氧化碳(end-tidalcarbondioxide,ETCO2)、脉搏血氧测定及麻醉气体监测，这些方法有助于确定麻醉剂最大给药量的安全阈值。
在多发创伤的急诊手术中，由于对这类病情不稳定的患者使用的麻醉剂剂量“较小”，术后回忆的发生率较高。术中知晓的其他危险因素包括抑郁、剖宫产和心脏手术。术中知晓最可能的原因是麻醉深度“较浅”，对于病情可能不稳定的患者，可能有必要在紧急或急诊麻醉诱导中进行“浅麻醉”，以便维持血压和器官灌注。抑郁障碍患者术中知晓发生率增加的生理学原因尚不清楚，但可能是复杂的神经化学物质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某些情况下，患者可能不希望遗忘，故可通过区域麻醉技术来避免遗忘。典型的实例是在剖宫产时选择椎管内麻醉；大多数母亲想要拥有孩子出生的记忆。
镇痛—疼痛控制是围手术期管理必不可少的部分。最常用的缓解疼痛的方法包括：局部麻醉、胃肠外给予麻醉剂、非甾体类抗炎药(nonsteroidalantiinflammatorydrugs,NSAIDs)、椎管内阻滞(硬膜外麻醉或脊麻)或区域神经阻滞。有许多方式可实现患者的围手术期镇痛，具体选择取决于手术操作、基础医学问题及与镇痛方式相关的风险，一定程度上还涉及患者偏好。例如，因腹部癌症接受手术的患者采用硬膜外输注麻醉比采用静脉麻醉剂的疼痛缓解效果更好。
多模式或平衡镇痛采用一种以上的疼痛控制模式，以获得加性或协同性有益镇痛效果，同时减少阿片类药物的不良副作用。它可能包括全身性给予具有不同作用机制的镇痛药物，但也可包括同时应用区域镇痛。这种方式可缩短住院时间和术后较快恢复全部活动的时间。
神经肌肉阻滞—理想手术条件中最重要的一项要求是，患者在手术期间保持静止。可使用不同的方法达到此目的，其中最常用的是神经肌肉阻滞。神经肌肉阻滞剂可阻滞横纹肌神经肌肉接头处的乙酰胆碱受体，使机体的主要肌肉群“松弛”。这类药物对平滑肌和心肌没有影响，合理使用时不良反应很少。然而，可能需要采用外周神经刺激器监测及逆转神经肌肉阻滞，以预防术后神经肌肉残余阻滞的不良后果(如，紧急重新插管)。使用抗胆碱酯酶药物(联合抗毒蕈碱药物)或Sugammadex(在美国不可用)，可实现神经肌肉阻滞的逆转。
采用平衡麻醉技术通常可达到极好的制动和镇痛效果，这种技术联合应用挥发性麻醉剂、镇痛剂和苯二氮卓类药物，而并不一定需要应用神经肌肉阻滞剂。椎管内或外周神经阻滞也可为肢体手术提供极好的麻醉效果和手术条件。
麻醉类型
全身麻醉—全身麻醉适用于大多数复杂的手术操作。全身麻醉可划分为3个不同的阶段：诱导、维持和苏醒。
诱导—成人的全身麻醉诱导通常通过静脉注射药物实现。在美国最常用的诱导药物是丙泊酚，这是由于该药的术后苏醒情况良好且消除半衰期较短(与北美已不再使用的巴比妥类诱导剂硫喷妥钠相比，丙泊酚的镇静延长时间更短、恶心情况也更少)。一项纳入了多例患者的研究发现，与硫喷妥钠相比，丙泊酚可使术后恶心和呕吐减少18%。丙泊酚用于诱导时，可使4.2%的患者出现心动过缓，使15.7%的患者出现低血压。
其他使用较少的诱导药物包括依托咪酯和氯胺酮。与丙泊酚相比，这些药物引起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几率较低，可用于特定的情况。
●当特别不希望出现血管扩张和心脏抑制时可使用依托咪酯，这是由于该药不会引起显著的低血压。依托咪酯在给药时可引起烧灼热感，术后恶心的发生率高于其他诱导药物。使用依托咪酯时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缺点是，它可引起短暂的急性肾上腺功能减退症，并可能增加危重症患者的死亡风险[8]。此外，一项在非危重症患者中进行的单中心手术研究提示，单次诱导剂量的依托咪酯与30日死亡率增加相关(OR2.5，98%CI1.9-3.4)。
●氯胺酮是一种苯环利定衍生物，能迅速达到分离性全身麻醉作用。氯胺酮的优点包括显著的镇痛效果并保留呼吸驱动。氯胺酮还可使支气管扩张，这对反应性气道患者可能有利。单独使用时，氯胺酮可能具有心血管兴奋特性，和/或出现不愉快的苏醒期反应，如幻觉、生动的梦境或谵妄。氯胺酮可与苯二氮卓类药物联合使用，以减少上述副作用。
维持—可采用挥发性麻醉剂或静脉用麻醉剂来维持麻醉。
●吸入麻醉剂—因吸入麻醉剂给药方便、恢复可靠、安全性极好且费用较低，目前仍是麻醉科医生的普遍选择。
?挥发性麻醉剂–肝毒性是挥发性麻醉剂相关的潜在严重不良反应之一。目前已发现，七氟烷和地氟烷有罕见的肝毒性孤立病例报告，主要发生在有一定程度的基础肝脏病理改变的患者中。据报道，在使用氟烷的患者中，暴发性肝坏死的发生率为1:35,。由于氟烷有引起肝毒性的可能性，并且新型麻醉剂的安全性更好，故对氟烷的使用已减少。
?氧化亚氮–氧化亚氮与挥发性麻醉剂联合使用，它的优势是恢复迅速可靠，与强效挥发性麻醉剂相比，其心肌抑制程度较小。一项大型随机试验和数项大型校正了倾向性的观察性研究并不支持对此药围手术期心血管并发症和手术部位感染的担忧。
然而，氧化亚氮存在一些缺点。它使严重恶心和呕吐的发生率增加，在麻醉苏醒过程中可引起弥散性缺氧，并且它的不溶性可引起含气腔隙膨胀，导致肺小泡(pulmonarybleb)破裂或使既有气胸扩张。氧化亚氮也可使维生素B12失活，已有报道发现对维生素B12缺乏的患者使用氧化亚氮后出现骨髓和外周血细胞巨幼变和严重的神经退行性改变。这些影响对于儿童可能尤其重要。
●静脉麻醉剂–采用静脉麻醉剂维持麻醉状态在某些操作(如，乳腺活检)中正迅速成为挥发性气体麻醉剂的普遍替代选择，并已成为共用气道操作(如支气管镜检查)时维持麻醉的必选方法。单一药物或联合药物的连续输注可达到遗忘与镇痛的效果。常用的方案为丙泊酚和瑞芬太尼联合使用，这两种药物是相对短效的静脉麻醉药。
一项随机试验纳入了49例将行择期经腹前列腺切除术的患者，比较了采用丙泊酚和瑞芬太尼施行全凭静脉麻醉(totalintravenousanesthesia,TIVA)的效果与采用地氟烷(加芬太尼)行挥发性气体麻醉的效果。TIVA组的术后恶心和呕吐发生率明显降低(0vs33%)。另一方面，TIVA组的拔管时间和认知功能恢复时间明显更久(多5-6min)。在离开麻醉后恢复室(postanestheticcareunit,PACU)的时间或简易精神状态检查评分方面，两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IVA组的总费用较高(59欧元vs35欧元)
苏醒—从全身麻醉中苏醒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麻醉科医生希望患者此时恢复意识。在这一意识恢复过程中，会有一段较短的时期患者的身体虽然意识到了苏醒但却未完全恢复意识。这会导致自主神经的反应性过高，表现为高血压、心动过速、支气管痉挛或喉痉挛。当这些反应可能对患者有害时(如，缺血性心脏病)，短效麻醉剂、β受体阻滞剂或利多卡因能够减弱这类反应。
椎管内麻醉—对于接受下肢或腹部手术的患者，脊麻或硬膜外麻醉可能是主要的麻醉方式。
脊麻—脊麻时，使用较细的针插入腰椎(通常是L3-L4或L4-L5)间隙，直至到达蛛网膜下隙。随后，注入局部麻醉剂以产生暂时性麻木和肌肉松弛。对麻醉持续时间和阻滞的皮区平面的调整，可通过使用不同的局部麻醉剂、调整麻醉剂的比重(baricity)和患者的体位来完成。
对于合适的患者，脊麻在下肢骨科操作中最常使用。对比全身麻醉和脊麻用于全髋关节成形术的研究显示，采用脊麻时，手术时间缩短12%，失血减少25%，术中输血需求减少50%。
采用脊麻可减少血栓形成现象[如，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venousthrombosis,DVT)或肺栓塞(pulmonaryembolus,PE)]的发生率，这些是造成下肢手术术后并发症的主要原因。在一项研究中，股骨颈骨折修复术后经静脉造影显示，脊麻组的DVT发生率为40%，而全身麻醉组为76%。值得注意的是，此研究发表于常规应用围手术期血栓预防措施之前，而围手术期血栓预防可减少血栓形成性并发症的发生率。
硬膜外麻醉与镇痛—硬膜外麻醉时通过穿刺针将较细的可弯曲导管置入硬膜外隙，可采用穿刺阻力消失法(更为常用)或是悬滴法来判断穿刺针是否进入硬膜外隙。通过在椎管内置入一根用于输注的导管，可实现局部麻醉剂和附加药物的重复给药，以延长术中麻醉。此外，还可将该导管保留在原位，用于术后镇痛。骶管麻醉是硬膜外麻醉的一种形式，常用于儿童脐以下手术之前作为对全身麻醉的补充，并用于术后镇痛。
比较全身麻醉与硬膜外麻醉用于下肢血管手术和腹股沟疝修补术的研究已发现，使用硬膜外麻醉时，血小板聚集和总体围术期应激反应均减少。鉴于硬膜外麻醉在围术期应激反应方面的有利影响，即使不将其作为主要的麻醉方式，硬膜外导管也可与全身麻醉联用来提供镇痛。
硬膜外镇痛已在数种情况下显示出有益。在某些手术操作期间及之后，区域麻醉和术后镇痛的交感神经阻滞作用可能带来获益。例如：盆腔或下肢手术期间失血减少、骨科手术后DVT发生率降低，以及下肢血运重建后移植物通畅性改善。此外，在接受大型主动脉手术的患者中，与单纯全身麻醉者相比，全身麻醉和硬膜外镇痛联用者的死亡和主要围手术期并发症(心肌梗死、脑卒中和呼吸衰竭)的发生率显著较低(22%vs37%)。
并发症—椎管内麻醉的收益伴随着一些风险，这些风险虽然不常见，但却可以很严重。椎管内阻滞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事件是硬膜穿刺后头痛。
用较粗的硬膜外穿刺针进行硬膜穿刺，硬膜穿刺后头痛的发生率接近1%，而脊麻后其发生率则较低，这是由于脊麻更常使用的是较细的笔尖式穿刺针。一项纳入了1多例产科患者的前瞻性盲法随机试验比较了Quincke及Atruacan角针与笔尖式穿刺针(GertieMarx、Sprotte和Whitacre)。结果发现，笔尖式穿刺针组硬膜穿刺后头痛的发生率明显较低(2.8%-4%vs5%-9%)。
研究显示，椎管内麻醉后脊髓血肿和硬膜外脓肿的发生率为0.05%和0.1%，其中0.01%需要手术干预。关于何种抗凝程度时脊髓血肿的发生风险会超过椎管内麻醉的益处，目前存在一些争议。此项决定最终应交由麻醉科顾问医生来判断。
阿司匹林的使用不应影响实施椎管内阻滞的决策。已有一些病例报告发现氯吡格雷引起了严重的硬脑膜外血肿。美国区域麻醉和疼痛医学学会(AmericanSocietyofRegionalAnesthesiaandPainMedicine,ASRA)目前推荐，在行椎管内阻滞之前，噻氯匹定应停药14日，氯吡格雷停药7日。
外周神经阻滞—选择性神经阻滞是另一种常用于四肢手术的麻醉选择。最常阻滞的神经组是臂丛神经(肌间沟阻滞、锁骨下阻滞及腋窝阻滞)、坐骨神经(后路或外侧路径)及股神经组(三合一阻滞)
选择性神经阻滞可用于手术麻醉或术后镇痛，其主要优势是使选定区域松弛和镇痛，而不会出现与全身麻醉或椎管内阻滞相关的血流动力学不稳定。
随着神经刺激器及超声引导穿刺和导管置入的使用，这些操作的安全性已有显著改善。一项纳入了例患者的研究发现，局部炎症的发生率为0.6%，局部感染率为0.2%，且没有出现严重的神经系统损伤病例。此项研究出现了1例腹膜后血肿，而误穿刺入血管的发生率为6%。
静脉区域阻滞—对于四肢手术(通常是手或前臂的手术)，静脉区域阻滞(静脉局部麻醉)是外周神经阻滞的一种替代方法。此技术还可用于疼痛治疗(如，慢性区域疼痛综合征)
施行此技术时，通常在麻醉侧手部留置一个20G-22G的静脉留置针，用于局部麻醉剂给药，并将一个双止血带或两个单气囊止血带置于麻醉侧手臂近端。必须使用自动充气的止血带，以维持固定的预设压力。
安置好静脉留置针和止血带后，使用Esmarch绷带从肢体的远端到近端驱血，并向止血带充气。当止血带的压力稳定时，可去除Esmarch绷带。将利多卡因稀释溶液(0.5%)以3mL/s的速度注入静脉通道。使用0.5%的利多卡因稀释溶液时，上肢手术需要的局部麻醉剂容积约为40-50mL，下肢手术则为60-80mL。
在3-5min时会出现麻醉的症状和体征(麻木和感觉迟钝)，紧接着出现运动麻痹。如果手术需涉及手部，在手部准备和铺巾前应移除静脉留置针。如果止血带引起的疼痛较为严重，可在麻醉区域内再放置另一条止血带并使之充气，并将造成不适感的更近端止血带放气。止血带充气时间最长为1.5-2小时，但不应短于30min。如果手术耗时短于预期，则可将止血带极其短暂地部分放气，其后再充气，从而逐步释放利多卡因以全身降解。
关于气囊止血带的充气压力存有争议。尽管当止血带的压力比基线臂动脉收缩压高-mmHg时对上肢手术应已足够，但即使当其压力比基线收缩压高mmHg以上时，也不能保证不出现局部麻醉剂的全身毒性[39]。一旦止血带放气，则阻滞就不再有效。因此，利多卡因通常是首选的局部麻醉剂，因为使用更长效的局部麻醉剂(如，布比卡因)会增加全身性毒性的风险，且不会延长阻滞时间。由于静脉区域麻醉恢复迅速，故适用于门诊或急诊科四肢手术操作。
尽管此技术的安全性较高，但约1.6%的患者会发生严重的局部麻醉剂毒性反应，包括嗜睡、思维不连贯、癫痫发作和心搏骤停。这些毒性反应通常是由于注入局部麻醉剂20min内止血带意外放气所致，但也有研究报道在止血带保持充气的情况下发生毒性反应的病例。
其他并发症包括自限性皮肤变色或瘀点、血栓性静脉炎、筋膜室综合征和神经损伤。这些并发症的治疗将在别处讨论。
麻醉性监护—麻醉性监护(monitoredanesthesiacare,MAC)是一种范围不固定的围手术期服务，通常包括术中生理监测、镇痛和抗焦虑的措施，以及根据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干预与支持。典型情况下，MAC麻醉并不涉及完全的意识丧失，应让患者知道他们出现术中知晓的可能性较高。为成功进行MAC，外科医生需要给予患者足量的局部麻醉剂，因为镇静并不能确保疼痛得到控制。患者也应该知晓，他们将会感受到手术部位的牵拉，但只要局部麻醉充分，其不会感觉到锐痛。
镇静—美国麻醉学医师协会(AmericanSocietyofAnesthesiologists,ASA)明确区分了中度或清醒镇静(经常由非麻醉科医生实施)与深度镇静的概念。ASA的标准与指南可在线查询。实施深度镇静的医生必须做好必要时转为全身麻醉的准备，且其必须具有施行全身麻醉的资格。相比之下，中度镇静并不诱发使患者无法维持气道功能完整性的镇静深度。
一项探讨与MAC麻醉相关的已结案索赔案例的研究观察到，大多数索赔案例源于过度镇静和呼吸抑制。改善监测和提高警惕性应该可以避免大多数此类案例的发生。
术前风险评估—准确评估并发症的可能性是术前评估的重要部分。区分单纯由施行麻醉引起的潜在风险与麻醉提供者可改变的那些风险至关重要。
“围手术期”风险涉及多种因素，取决于麻醉特定因素、患者特定因素及手术特定因素的相互作用。就麻醉而言，麻醉药物的效果和麻醉实施者的技术都很重要。同样地，手术的性质和外科医生的技术对围术期风险也有影响。从患者的角度来看，必须权衡共存疾病潜在并发症的风险与麻醉或手术并发症的风险。
在麻醉风险评估中，有几个时间点具有重要意义。术中的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麻醉48小时内的任何死亡及30日的并发症发病率和死亡率，是用于估计麻醉和手术风险的几个时间点。对美国“医疗照顾”保险人群入院模式的观察发现，对于门诊手术而言，30日结局可能时间太长，而术后最初7日内的并发症可能更有意义。
所有的风险、获益和明确信息均并不能取代任何一名麻醉科医生的临床判断和专业知识，因为他们所处理的任一特定患者都有其特有的偏好、担忧和共存疾病。因而，对于特定患者的恰当麻醉方式，最好留待该患者的麻醉医生来最终确定，该麻醉医生将综合考虑患者、操作、实践环境及其所在机构的治疗标准。
风险分级系统—ASA身体状况分级系统是一个相对较简单的系统，目前已证实，该系统对接受麻醉和手术的患者的并发症和死亡的总体术前风险分层有效。
根据患者的基础医学问题对其日常活动的功能影响程度进行分级。例如，ASAⅠ级的患者没有基础疾病或限制因素，而ASAⅤ级的患者若不接受计划的干预措施，则预期生存期不足24小时(表1)。特定操作的固有风险并未被列入ASA分级。
在过去几十年中，麻醉相关死亡率已从每10,次麻醉有2例死亡，减少为每,-,次麻醉有1例死亡。这与以前的死亡率相比有了巨大改善，是仔细麻醉安全性的成果。有先存疾病的患者发生并发症的可能性要大得多。ASAⅢ级和Ⅳ级患者发生严重围手术期并发症的相对危险度分别为2.2和4.4，这说明随着严重并存疾病的增多(因此ASA分级上升)，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病率也增加。
评估计划接受非心脏手术的患者的心脏风险是术前评估的一部分。麻醉科医生及其他参与术前评估的临床医生常用一种工具来对心脏事件的围手术期风险进行分层并使该风险最小化，这种工具就是美国心脏病学会和美国心脏协会(AmericanCollegeofCardiology,ACC/AmericanHeartAssociation,AHA)关于非心脏手术的围手术期心血管评估和治疗的指南。这些指南基于上文所述的危险因素、病史、检查结果及手术风险，提供了评估和处理患者心脏疾病风险的循证流程。相关内容将在别处详细讨论。
常见的麻醉操作
●气管插管–置入气管内导管以维持气道开放和通气，很可能是麻醉科医生最常实施的操作。麻醉诱导后，在喉镜直视下经口将导管插入气管中。在喉镜下插管需要尝试1次以上即为插管困难，文献显示其发生率不足1%。有许多因素使患者易出现气道管理困难，包括肥胖、颏-舌骨距离(mento-hyoiddistance)受限、张口度受限、下颌关节灵活度受限及颈椎的伸展度受限。
术后咽痛是气管插管最常见的不良事件，发生率约为40%。气管插管术过程中及之后可能遇到的其他问题包括：胃内容物误吸、杓状软骨脱位及牙齿或气道黏膜损伤。在所有因手术而接受气管插管的患者中，肺部误吸的风险为2.7/10,。在有诸如胃食管动力障碍、胃食管反流病、饱胃及肥胖等危险因素的患者中，误吸的发生率较高[53]。
●喉罩放置–喉罩(laryngealmaskairway,LMA)是全身麻醉期间保持气道通畅性的一种常用工具。全身麻醉诱导后，将喉罩插入口咽部。
与安置LMA相关的并发症包括咽痛和口咽部创伤。还应注意，LMA是声门上气道，故不能预防误吸。据报道，使用LMA的麻醉患者中误吸的发生率为2/10,，但作者确实注意到，对误吸危险因素增加的患者应用这些装置时应谨慎。
●大脑监测–术中知晓伴术后回忆是指术中有意识且术后能回忆起术中发生的事件，这是一种在心理方面可能具有毁灭性的并发症。监测策略的目标是识别何时麻醉实施程度不足，这可能需要使用脑监测器。
●外周静脉置管–绝大多数接受麻醉的患者都会安置外周静脉套管，用以给予药物、静脉液体和血液制品。上肢和手部的静脉是麻醉科医生最常用的置管部位。置管前进行局部麻醉，可减轻置管相关疼痛。最常见的早期并发症是血栓性静脉炎和外渗。置管超过3-4日后，最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是导管感染。
●中心静脉置管–在中心静脉(锁骨下静脉、颈静脉)置管可能既有助于监测容量状态，又有助于输注对于外周静脉给药刺激性过大的血管活性物质或药物。
●动脉置管–麻醉科医生可能置入动脉内导管，以进行持续的动脉血压监测和/或频繁的血气分析(评估呼吸和代谢功能)通常采用Seldinger技术，在桡动脉的腕水平处置入动脉导管。
●肺动脉导管术–肺动脉导管术是指在血流动力学和/或透视引导下，导管经中心静脉循环、右心房、右心室，最后插入肺动脉。理想情况下，该导管可为医生提供重要的血流动力学信息，包括心输出量、肺动脉压、肺血管阻力和肺动脉嵌压(反映左心室舒张末压)。对于将接受非心脏手术的高危患者，支持常规应用肺动脉导管术的证据尚不充分。
●经食管超声心动图检查–为了确保高危操作(尤其是心脏手术麻醉)的最佳结局，应用影像学技术(经食管超声心动图检查)的目标导向生理学管理在麻醉学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
总结与推荐
●麻醉的目的是在保证生理学稳态的同时，联合提供所需的镇痛、遗忘以及理想的手术条件。术前细致评估患者并考虑麻醉方式的选择，可改善手术的结局。
●麻醉类型包括：全身麻醉、椎管内麻醉(脊麻和硬膜外麻醉)、外周神经阻滞、麻醉性监护(包括深度镇静)，以及轻度或中度镇静。美国麻醉学医师协会(ASA)的标准与指南可在线查询。
●可采用多模式镇痛，以减少阿片类药物的副作用。这可能包括组合麻醉技术(即，全身麻醉加硬膜外麻醉或外周神经阻滞镇痛)的使用，或者在围手术期镇痛方案中加入非阿片类镇痛药。
●根据计划实施的手术、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和医学问题，选择合适的麻醉方法。美国麻醉学医师协会(ASA)的分级系统有助于通过评估患者的基础医学问题来对麻醉风险进行分层。
●给予患者挥发性麻醉剂和静脉麻醉剂需要气道通路及静脉通路，有时还需要特殊的监测设备，如动脉导管、中心静脉导管、肺动脉导管，或经食管超声心动图检查。这些设备的使用取决于计划实施的手术和患者的医学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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