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社会治理离不开有效的科学传播。传统的科学传播是“赤字模式”，旨在通过科普以填补公众在科学知识上的赤字。这种模式割裂了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对所传播知识的准确性要求高而时效性要求低，缺少科学界与公众的对话。这种传播模式的缺陷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中显露出来:科学家对知识生产的高度重视和对科学传播的相对忽视，影响了科学界对政府和大众决策所需知识的供给;在有限的科学传播中，科学用语与社会语言的隔阂，引发了大众对疫情风险的误解。因此，社会治理体系建设需要科学传播从赤字模式向对话模式和知识共同生产模式转型，融合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在传播中充分考虑社会情境与科学情境的差异，实现及时和有效的科学传播。
［关键词］科学传播;科学共同体;社会治理;新冠肺炎疫情;公共卫生应急管理
［本文来源］《科学学研究》年第7期。
引言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爆发后，公众赋予科学家以重大期待。实际上，在任何国家，科学家都不可能在象牙塔中独处。科学与社会秩序紧密相联，科学与政治的关系时常波云诡谲。科学已经内嵌于政治和社会之中，而科学传播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政治传播［1］。这一点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中尤为凸显:面对一个具有高度未知性和不确定性的疫情，公众对科学家的期望非常高，对科学家在知识开发与应用、专业判断与传播上都给予厚望。然而，在疫情防控中，也有科学家个人、群体或其所在机构受到公众强烈质疑。而如果科学家在公众信任上遭到重创，不仅会极大地削弱传染病疫情治理能力，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无知、恐慌、猜测的蔓延。
当然，科学家蒙受公众的不信任，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而是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美国政府传染病防治顾问福奇(AnthonyS.Fauci)，现任美国国家过敏症与传染病研究院(NationalInstituteofAllergyandInfectiousDiseases，NIAID)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全美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医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会士、丹麦皇家科学与人文学院院士，科学界声望隆崇，但依然有大批美国民众在游行示威中发出了“解雇福奇”的声音①，成为曾荣获普利策奖的名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的最新注脚［2］。
在疫情的社会治理体系中，科学与大众的关系如何?科学共同体究竟应该如何发挥作用?科学传播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如何才能良好运作?限于篇幅，本文暂不开展跨国比较研究，而是基于对中国疫情治理实践的分析，透过科学传播学的视角，来考察科学与大众的关系，以及其中所涉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问题。
1科学传播模式
与社会治理需求
1.1科学传播与社会治理
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揭示，科学研究有着自身的规律和要求，科学界拥有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系统，遵守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怀疑主义等四大准则［3］，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以及研究成果的业内转播中遵循一整套公认的行为范式［4］，由此而成为一个“科学共同体”［5］。
在公共事务的社会治理中，科学共同体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科学共同体是公共政策决策的“知识合法性”来源［6］。科学家以专家、学者、顾问、智库等多种形式，对政策制定者进行科学传播，为相关公共政策议题提供专业的决策依据，为公共政策的实施扫清认知障碍，从而深度参与到政策制定和社会治理之中。其次，科学共同体承担着向公众的科学传播职能，对公众进行科普教育，提升公民的科学素质，促使公民运用科学知识来提高生活水平，并提高对所涉公共事务的专业理解以增进民主参与［7］。尤其是在危害公众安全的环境和卫生领域，有效的科学传播更为重要［8］，以防止简化的、残缺的科学知识被政治力量误用或滥用［9］。因此，有关科学和技术的公众传播(以下简称为“科学大众传播”)已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多个学科学者在这个领域耕耘，已经产出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10］。
科学大众传播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这一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参见图1)。首先，科学知识在专业内进行传播;其次，在科学共同体中实现跨专业传播;再次，走出科学界，实现在知识学习者中的普及;最后，在大众中传播，进入到“大众传播”阶段。大众传播的对象并不一定是知识的学习者，而只是以实用主义的取向看待知识，冀望科学知识能帮助他们根据自身偏好和价值观做出尽可能有利的选择。总的来看，在这四个阶段的传播过程中，科学知识经历了一个褪去微妙、隐晦和可争议性的过程，尽管对相关知识中不确定内容的科学探索依然在继续［11］。
科学大众传播的四个阶段总体上是一个去不确定性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知识必须在“绝对正确”和“绝对确定”之后才可以传播。科学从开始研究到得出结论、再到通过同行评议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是一个科学界内部社群治理的漫长过程;而且科学研究自身在研究假设、证据范围、循证手段等方面的局限，也总是会产生结论的的不确定性。但就社会治理的需求来看，尤其是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面前，政策制定者和大众在短时间内需要有一定确定性的知识。因此，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科学大众传播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如何处理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问题。
1.2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式
科学传播中的不确定性困境可以从传播模式变革中寻求一定的突破。依照科学传播学的研究成果，科学大众传播模式有三种，即“赤字模式”(科普模式)、咨询协商模式、共同生产模式(参见表1)，而这三种模式中不确定性知识的存在和影响程度也有着显著差异。
传统模式即是所谓的“赤字模式”，由具备特定知识的专家将内容明确的知识传递给缺少这些知识的公众，具有单向性、一次性特征［12］。这种模式的科学传播定位于科学家对民众的科学扫盲，以填补大众在科学知识上的“赤字”，从而增进民众对科学术语和概念的掌握、对科学过程的理解、对科技的社会影响等知识的学习［13］。在赤字模式中，向大众普及的科学知识具有简单明了的特征，不确定性荡然无存。它具有科学主义和技术官僚色彩，惯用的“知识就是力量”比喻也蕴含着科学拥有经济力量的实用主义甚至功利主义隐喻;它去除不确定性的做法，会抹杀所涉事务的复杂性，也会遏制决策层和公众对相关事务反应的灵活性和反应性。
基于此不足，科学传播提出了“咨询协商模式”，亦可称之为“对话模式”。这种模式本来更多适用于科学家向决策者的传播，现在已经广及大众，而决策者只不过被视为大众的一部分，尽管是负有特殊使命的一部分。与赤字模式不同，咨询协商模式下的科学大众传播具有双向性和互动性，需要科学知识拥有者与受众通过“对话”的方式，不断探究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意涵。在这种对话中，科学知识内容中的不确定性并未遭到抹杀，而科学大众传播也是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所在，且这种责任感已成为专业精神和科学文化的构成部分。
更有甚者，随着社会经济生态的演变，科学大众传播转向“共同生产模式”。在这种传播模式中，科学家不仅需要专注所传播的内容，还需要深刻了解科学知识生产的社会情境，与受众共同探究科学知识的社会意涵，并基于对公众的关切来设定科学研究和科学传播的议程。这时，知识内容的不确定性不仅不会遭到消除，反而会成为社会各界共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