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称谈艺之“见”曰：“能入，能遍，能透”，遍则不偏，透则无碍，入而能出，庶几免乎见之为蔽矣。
——钱钟书《管锥编》
上乎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经乎上世而来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损之，胡可得而法？虽人弗损益，犹若不可得而法……。天下之学者多辩，言利辞倒，不求其实，务以相毁，以胜为故。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虽可得，犹若不可法。
——吕不韦《吕氏春秋》
歧路亡羊这个成语，用来形容中医，非常贴切。学中医久了，就会发现中医歧见之多，自相矛盾之处之多，难以胜数。就是同一本《黄帝内经》中，自相矛盾之处亦不少。
读书学医，读着读着，就糊涂了。越是博览群书者，越是难以抉择。自古至今，很多中医学家提出了许多互相矛盾的学术见解。这就像走路，前面是一条又一条的岔道口，让人扑朔迷离，不知所措。
东方人历来有厚古薄今的传承，哈佛医学院的阿图·葛文德教授是一位知名的外科医生，同时也是一个见解深刻的学者。他是印度裔美国人，他的父亲是一个出生在印度，但是在美国行医的外科医生。
葛文德教授在反思东方文化时认为，在东方的农耕文明社会里，子女要从父辈那里继承土地，这一经济上的关键性因素，决定了父权在我们的社会里，具有相当大的威力。
所以，东方农耕文明社会里，敬父敬祖，首先是源自于经济因素的一种传统，久而久之，被发展为一种道德和文化传统。
我认为这种见解基本上是对的。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乡土世界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流砥柱。三人成虎，当舆论的力量太大时，人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了对传统的迷信。
当然，中国历代也都不乏改革者，只是改革总是很艰难的，无论是在社会治理领域，还是在学术领域。改革者总是要冒着犯天下之大不韪的风险，去面对守旧势力的围攻。
在中医领域内，也是频有改革者出现，他们为古老的中医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但是很多中医改革者，也面临着守旧势力的围攻。
只不过较之于足以影响到政权稳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改革，医学领域的改革所引起的反击要温和多了。
总体来说，我是一个主张改革的中医拥护者。对于业已形成教条的很多中医基础理论，确实难以认同，更加的难以遵守。
我最初是因为自己和我的母亲久病不愈而学医，我母亲患脑溢血和胃癌后，我遍访名医，为她治疗疾病。这两个领域内的中西医名医，能找到的都去找过了。因为医学的局限性，她的很多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并最终因为癌症和脑溢血后遗症去世。
我自己的健康问题，到现在也有一部分还没有得到解决，我仍然在努力的寻找更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些年，除了求医问诊，我做得最多的就是阅读文献和四处拜师学医。我的一些亲身经历，让我对自古至今的大多数中医教科书失去了信心。
我想我这一辈子除了为应付考试之外，其他时间都不太可能奉古今中医经典或教科书为圭臬。
比如说，巴豆这类药，历来被列为妊娠绝对禁止使用的药物，但是我随访到的某个祖传治疗产科疾病的中医，却用巴豆这类药来治疗不孕不育症和在产妇胎盘不稳时，用这类药来保胎。其疗效之好，超过了我目前所知的治疗妇产科的不孕不育症的各种中医或者西医专家。
而家父用于治疗急性喉科疾病的办法，迄今为止，尚未有不见效的案例，其治疗方法也完全的抛弃了中医的六经辨证、八纲辨证、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等辩证论治的传承。
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