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宋泽宇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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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街头的冰山一角
这篇里提到一间“芝加哥街头的咖啡馆”，你可以说它很重要，因为它可以说是一个起点、一个见证者；你也可以无视这个细节，因为它似乎仅仅是偶然的一个地点，一个随时可替换的背景，所以它仅仅只是回忆中“芝加哥街头的咖啡馆”，没有具体地址，甚至没有名字，即使我们再回到那里可能也找不到它了。
年6月初，芝加哥，街头的一个小咖啡馆。异国街头四位黑发黑眼的中国男士围桌畅聊着什么，他们或爽朗或儒雅，但眼睛里闪烁着同样的光，那是每个人谈到自己所热爱的事情时会情不自禁迸发出的光芒。
陆舜、周彩存、张力、吴一龙
其实可以说在这一刻之后“CTONG组织”就已经在孕育当中了，种子已经埋进了土壤，只需要静待它在合适的时间萌芽、开花、结果。
走向“世界大舞台”
为什么是在芝加哥？
第42届ASCO参会照片
芝加哥——美国的第三大城市，第42届美国临床肿瘤年会（ASCO）在这里举行，这是中国肿瘤科医生都非常重视的会议，四位同样专攻肺癌又本就相熟的专家小聚一场，交流之间决定要共同发起一个临床研究组织，一切仿佛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用现在流行的网络用语就是“没毛病”。
国内临床研究是如何开始走向国际学术舞台？
这里一定要提及的是INTEREST研究，开展于年。INTEREST研究是EGFR-TKI与二线标准化疗药物多西他赛头对头比较的大规模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这项研究奠定了吉非替尼成为非选择晚期NSCLC患者中二线治疗的金标准之一，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晚期NSCLC治疗的临床实践。INTEREST是中国大陆肺癌学界参加的第一项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这项研究在孙燕院士的领导下取得了非常漂亮的成绩，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全球总共24个国家所医院参与了这项研究工作，我国5所医院最终贡献了例，占了亚洲贡献病例的70.7%，全球的15.1%，在最后发表的论文作者名单上，大陆学者就占了4位，医院吴一龙教授、医院李龙芸教授、中医院孙燕医院廖美琳教授。
而更重要的意义是INTEREST研究培养了一批中国大陆肺癌临床试验领域的青年才俊，包括研究医师和专职研究护士，他们在INTEREST研究中接受了严格的训练，并经历了国际水平GCP(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稽查的洗礼，不断走向成熟，目前是活跃在国际、国内肺癌临床试验领域和肺癌转化医学的中青年学术骨干。
吴一龙教授接受采访
在采访中吴一龙有这样的一段讲述：“在年，我们肺癌学界第一次参加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这次试验是中国肺癌学界第一项真正的临床试验，这个研究我们称为INTERST。由于这是第一次，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对中国在临床研究上带来了非常大的触动。那时候项目是在在孙燕院士的领导下，还有廖美琳老师、蒋国良老师、李龙芸老师，都是当时在国内肺癌界做了大量贡献而且德高望重的专家，我们几个人一起参与到这个临床试验，而我在里面算是最年轻的。我认为这个试验应该是中国临床试验的一个启蒙课，为什么说是启蒙课呢？因为在此之前我们中国虽然也有做临床试验，但那是为了中国的药物注册上市，当时那些研究现在回过头再看，其实它并不是临床试验，所以那时候名字叫做临床观察，并没有用到“试验”，现在还有很多人，包括CTONG中一开始的时候还有人习惯性的叫“临观”、“临床观察”。INTERST因为是国际多中心合作，必须按照国际上当时的那一套标准要求所有中国研究组，所以我们接触到很多新的东西，都是我们原来没接触过的，通过这样一个启蒙课，才让我们发现原来临床研究必须这么做，我们原来做的那些东西可能我们自己都觉得是可笑的事情，所以说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启蒙课。”
一堂可以称之为精彩的启蒙课，结束了中国闭门造车式的“临床观察”，中国大陆肺癌学界开始尝试融入国际肺癌学术研究的大家庭，我们认识了世界，然后开始面对一个巨大的挑战——要如何让世界认识我们？
第二历史背景?
同时第二个大的历史背景，是在年循证医学刚刚开始引入中国，吴一龙也在第一时间将循证肿瘤学引进中国。在这种背景之下，研究者更多的感受到，如果不做临床试验，他们很难在国际上提出能够改变临床实践的证据，很难让世界听到中国肿瘤学界的声音。
其实在年，中国肺癌学界的医生在世界上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但是在世界最顶级的学术会议上仍然只能作为台下的聆听者。
在对CTONG多位专家的采访中无法忽视一个高频出现的词组——“国际学术舞台”，甚至时常被直接称为“世界大舞台”。一开始会让人有一种突兀感，可能是因为在寻常人的意识里“医生”与“舞台”并没有太多关联性，但在越来越多的接触和了解之后，在这个有些通俗直白的词组背后中国医生渴望世界听到自己声音的热切已是昭然若揭！被唤醒的亚洲雄狮，目之所及都是要收复的领地。
“求麻烦”的吴一龙
关于吴一龙，江湖中流传最多的一个说法是“路转粉”，一个一旦认识他，就会被其“学术魅力”和“人格魅力”果断圈粉的“医侠”。
众所周知吴一龙对“武侠”的热爱，很多他的报道和访谈中都会提及郭靖的那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当然这是非常贴切的一个结合点，可似乎我们眼中的“医侠”吴一龙更像是古龙笔下的侠客，总是散发着浓浓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一位特别有人性的侠客。
如果说吴一龙和陆小凤有着微妙的相似之处，那么下面一段对话里西门吹雪对陆小凤的评价是否在吴一龙身上同样适用呢？
陆小凤：“有的人求名，有的人求利，我求的是什么呢？”西门吹雪淡淡道：“麻烦。”
吴一龙是否也好“求麻烦”呢？上学上到大四操心学弟学妹，于是办了本医学人文杂志叫《中国医学生》，这算吗？再然后又操心普通老百姓缺乏医学常识，又办了本杂志叫《家庭医生》，这算吗？因为一篇吃不透的文献认识了“循证医学”，就下决心把这个国际新兴的概念引入中国，成为了中国引进循证肿瘤学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同时又创办了一本杂志《循证医学》，这算吗？对癌症细胞的探索欲就让他未雨绸缪在90年代就克服重重困难率先建立起了“肺癌患者生物样本标本库”，这算吗？太多病人负担不起靶向药物的药费，他心里难受了，就组个专家组去和政府谈判，要把每个月上万块的药品加进医保，这算吗？……你看，这就是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爱给自己“求麻烦”的吴一龙。同样，吴一龙一定认为创建一个“中国的肺癌领域临床研究组织”这件事儿必须要做，而且他责无旁贷！
吴一龙在坊间一直有着“广东肺癌第一刀”的称号，但他并不自得于手术的效果，年就开始带领团队研究靶向治疗，专注精准治疗。吴一龙这位“陆小凤”练的却是“小李飞刀”，例无虚发的刀，光明与正义的刀。这些并不是题外话，因为正是这样一个他才能肩负起“朋友”、“同行”、“患者”的信任和期待，建立一个崭新的临床试验协作组织，创造中国肺癌临床研究新的格局！
论“玩兴”的重要性
陆舜教授接受采访
与陆舜的对话中出现了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词儿——玩兴，何谓“玩兴”？那一瞬间仿佛被施展了时间的魔法，一个镜头的拉长，就穿越了十年的时光，背景变幻、容颜微改，不变的是眼里的光芒和朴素单纯的初心。此时满怀感恩，感恩于他并没有因为今天的CTONG已经成为了具有巨大国际影响力的组织而掩盖或修饰带着“玩兴”的初心，让我们可以跨越十年时光，虽有所惑，但有所得。
疑惑于何谓“玩兴”，只能继续在四位当事人的言谈中寻找蛛丝马迹来解惑。
周彩存教授接受采访
“CTONG在短短几年当中，专家之间合作很多，很多专家在一起合作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争议，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分工，大家感兴趣了就心甘情愿的来做，做起来有困难就可以不做，并不会有什么损害，不存在你要做什么他要做什么，没有什么矛盾，大家都很开心的，谁有什么困难大家也会给予帮助。”周彩存的这段话起初听来并无特别之感，“简单”而又“纯粹”的合作关系，细细品来才突然发现CTONG跟我们刻板印象中的学术组织好像大有不同。“大家感兴趣了就心甘情愿的来做”我好像从这句简单的话里领悟到了一丝“玩兴”的由来。
张力教授接受采访
“CTONG成立之前中国本身有很好的临床试验体系，但往往Sponsor由药厂来组织，他们拿到一个批件然后再组织所有的参加单位来做，这个系统本身可以做临床试验，但是药厂做的这些东西往往都是他们拿到批件的，或者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张力用非常有磁性的嗓音跟我们聊起CTONG创立的机缘，说道这里他有那么一刻的停顿，“中国的研究者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实际上我们想做的话就只能零零星星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来做，大家觉得作为研究者发起的这个项目，如果我们组织起来可能更有效率，这是CTONG成立的一个重要机缘。”这样一段话即逻辑清晰，又道理明确，可既然他们首先有“志同道合”的前提，那么“玩兴”一定藏在了字里行间，张力的话语中何谓“玩兴”？是因为要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儿，而且是大家一起来“玩”！这可能是CTONG发展之初能够占到“人和”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为CTONG的主席，吴一龙关于CTONG创立的初衷分享了从萌发想法到如何拍板定下这个项目。
他说：“我们当时看到所有在国际会议上做大会发言的基本上都是美国和欧洲的学术研究组织，比如美国的SWOG（西部肿瘤协作组）、ECOG（东部肿瘤协作组）、日本的WJOG等等，在欧洲的话有EROTC也是学术研究组织。都是这些协作组织领导的临床试验，然后再把这个结果公布出来，让我们萌发这样一个想法——这个可能是一个路子。但是当时并没有办法落实，直到年的时候，我们参加美国的ASCO大会，就是我们创始的几个人，陆舜、彩存、张力，我们在路边一个咖啡厅坐下来就聊起这个事情，我们可不可以来成立我们自己的一个学术组织？我们成立这个组织就是想要针对当时中国的一些临床研究跟我们研究上的缺陷，想把这些缺陷弥补起来。那我们中国的缺陷是什么呢？就是合作精神是比较差的，到今天为止合作精神都还是比较差的，所以人家说一个中国人很好，几个中国人就什么都做不成了。要弥补这个缺陷我们就说我们能不能找一些大家都志同道合的，我们在一起联合起来做一些事情，这是第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另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可以联合起来把我们的病人资源有效的联接起来，那么之于这两个朴素的想法我们就萌发了要创立CTONG。”
吴一龙回首当年，诚恳的语言讲述着朴素的想法。他所说的内容恰好补全了线索，让“玩兴”的由来变得清晰：当“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做大家“感兴趣”的事情，同时有效联接的资源还能让事情做的更有效率，作为一名对肺癌临床研究充满热情的医生，一定会满怀兴致的参与进来。
在抗肿瘤治疗越发个体化的今天，越发迫切需要协作，基础与临床研究者之间需要协作，不同亚学科肿瘤科医生间需要协作，医生和患者之间需要协作。越发“个体化”，要求越发“一体化”。我们在抗击肿瘤道路上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肿瘤诊治日益精细化，要取得研究上的进展，治疗上的进步，更需藉合众之力。而CTONG正是用志同道合的研究者迸发的“玩兴”弥补着中国人缺失的“合作精神”,在奔涌着大合作潮流的今天，一时风云际会，成就着CTONG的飞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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